面对死亡：一间病房，两种选择。（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死亡，是人生旅途的终点，自人降生于世就存在，只是早和晚不同而已。纠结也好，坦然也罢，终究都要遇到。夕阳西下，黄昏时刻，人所需的不仅是医药，还有生命的意义和生活品质。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有这样两位病人：都是老太太，住同一间病房，一位78岁，一位81岁；病情相同，肺癌晚期，一位发生脑、纵隔及淋巴结转移，一位则是肝转移；都尽力治疗了，已不再适合手术、放化疗，也找不到合适的药物。
主治医师分别称她们为19床、20床，以下是这位医师的讲述。
【1】
19床是一位大学教授，因脑水肿入院。治疗后，脑水肿消退，我告诉她女儿莉（化名）可以出院。
莉很吃惊：“癌症呢？不治了？”我委婉地表达了再做癌症治疗已无任何意义、病人进入生命的倒计时、爱她就回家陪伴她等几层意思，但莉的态度很坚决：“病治不好，绝不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莉的偏执。
莉今年52岁，定居澳大利亚。3年前，因为母亲患癌，她辞了工作回国。她带着母亲到处看病，自己也满世界跑，曾跑到国际肿瘤会议会场，堵截一位美国专家。
她看了许多医学书籍，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药物，就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但专家的答复全是否定。莉并不气馁，她听说有一种“海参疗法”，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便从美国买回上好的海参。
每晚，她在家炖好，次日清晨用保温桶拎进病房，让母亲喝光。
那段时间，这对母女总在病房吵架。
一次，19床向我求援：“莉天天逼我吃海参，不吃完就不许我吃早餐，还说是为我好，可我吃完浑身发热！”
在我和一位中医的劝说下，莉只答应减少次数，隔一天吃一次。
一个月多后，19床发生多器官衰竭、呼吸困难，被转入呼吸内科病房。当时，她明确表示，不希望用呼吸机，不想受罪，更不愿全身插着管子离世。
但莉不同意，也不理解。
很快，19床不再说什么，因为不能再说话——她的喉咙插了气管，面部罩着呼吸机，鼻饲管、导尿管等爬满全身。
端午节的中午，昏迷数日的19床来不及留下一句话，走完人生路。
可是，莉不让拔管，说母亲没死，胸口还有起伏。医生解释，那是呼吸机未撤的原因。
我被莉叫到呼吸科，她让我一遍遍地听听诊器。
我说：“我用医生的名义发誓，心跳停止。”她不信：“你用母亲的名义、女儿的名义发誓！”最后，我照做了，她才同意拔管。
此时，19床已死亡两三个小时，嘴巴僵硬地张着，热敷后才能闭合。
看着殡仪车带走母亲的遗体，莉抱着我痛哭：“金医生，我错了！我后悔没有带妈妈回家！”
【2】
相比之下，20床的故事就简单得多。她是一名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因血性胸腔积液入院。我为她实施了穿刺引流，抽取积液，然后打了些防粘连药物，就建议她回家。
她和两个女儿欣然接受。
出院后，她住到小女儿家里，每天还和大女儿通一通电话。除了呼吸有些困难，她的状况还不错，食欲正常，有时候早上出去晒太阳，晚上在小女儿的陪伴下散散步。偶尔睡不着觉，就吃一颗安定片。
这样的生活，她很知足。
关键是，她的人生还在继续……
【3】
很多时候，我们把老、弱、死都医学化了，认为是个需要克服的临床问题。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医学也是有局限性的，要勇敢、理性地接纳。
不治之症的病患在监护室里度过生命的最后，完全是一种错误。虽然技术可以帮助病人在失去意识和连贯性后维持器官，但过度的干预反而增加了对患者和亲属的伤害，让患者与临终关怀擦肩而过。
当然，有病人的原因，也有医生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末期病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恋生恶死，人之常情，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国王，还是乞丐，地位与金钱都无法改变个体生命必死的事实。
人近黄昏时，所需的不仅仅是医药，还有生活——有意义的生活，丰富和充满爱的生活，病人和家属都要勇敢面对，坦然接受。
请记住，在大限到来之前，才有机会说出或听到“再见”“别难过”或者“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