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贫农成北师大“反党”右派 在劫难逃(图)

记着那个年代好人的难友

2019-11-02 09:00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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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时,北师大是重灾区,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图为北京师范大学南门。
1957年反右时,北师大是重灾区,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图为北京师范大学南门。(Pedist/wiki/CC BY-SA 3.0)

我们通了好几次电话,闻其声未见其人,总觉遗憾!想不到昨天(2012年5月19日),他千里迢迢专程来京看望我。相见一个拥抱,几声平安,我们都活得很好,相慰晚年幸福。

他和我都是对《往事微痕》寄有很大的希望。他说前苏联“古拉格群”那本书,已成为今天俄罗斯的教科书。他坚信“往刊”会留在中国的历史上。

由于我们经历相似相近,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放弃毛泽东思想,切勿再回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老路。执政的中共要尊重人权,应给公民起码的言论自由与宽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免于恐惧和惊吓。

他长我三岁,乍看去比我年轻有精神,只是眼睛与耳朵不如我。他出身穷苦,少年当过酒厂的学徒,能喝上几杯,故性格豪爽。土地改革成份是贫农,全家兄弟四人分得三亩二分地。他两个哥哥在“解放前”与地下党有接触,常为地下党秘密工作,“解放后”镇反时当地要处决一个汪伪时的区长和几个反革命,他大哥去找当时的县长说是好人,结果弄得来天天要他写检查,那时大哥正患严重肺结核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快死去。后来才知道这位被处决汪伪区长,是党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因是单线联系,无人证明,说不清楚。二哥早年入党,因受他右派影响不能晋升。

这么一个“根红苗红”的穷孩子,怎么成了“反党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呢?始于性格与认识。他是个天生崛强的性格,是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自幼好学,喜欢读书,51年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心小学去教书,为学校舍事向领导提意见,被当场拒绝,要他检查,他拒绝,并于1953年公然报考高等院校。按规定,在职教师不能报考大学,他便辞职去考,而且考上了,分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想不到1957年反右时,北师大是重灾区,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他知道这个运动是整人的,便有意回避,不但不写大字报,在呜放座谈会上也不发言,还劝别人少说为佳,结果莫明奇妙地成了系里“苦药社”的“军师”。在劫难逃,榜上有名。

在交待问题时领导问:你是贫农,共产党解放了你,让你有饭吃,你为什么还要“反党”?他不值一屑地回道:我不反党,也不是靠共产党解放我,不靠共产党吃饭。我是自已解放自已,靠自已穿衣吃饭。面对“无药可救”的他,领导上又找不出其它证据,只好发配到辽宁省岫岩县一个学校去教书,但县上不按政策办事。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再次“下放”到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

那改造历史与全国五七难友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成天劳动,成天饿着肚子,过着非人生活。“文化大革命”中还被造反派抓出来批斗,胸前挂个“右派反军黑干将”的大木牌。他为什么成了“反军黑干将”呢?是他私下向人说,“军队支左要引起武斗”,别人立马去立功检举。后来他的预见成为事实,但是共产党没有奖励他。

不过他和许多五七难友最大不同点,他回忆得最多的不是苦难,而是在那段苦难历史中帮助过他的人。他说,在他饿得快要死的时候,正是收获花生时节,管理他的辅导员悄悄向他说:薛若安,肚子饿就拿点吃,但不能拿走。也许这些花生挽救了他频临死亡的生命,所以他永远记得这位辅导员,可能出于人性关爱生命的原因,对他有过关照。另一位是县委宣传部长,常常在暗里保护他,使他避免了许多危险。但这位部长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与打击。

1979年,他得到“改正”,好容易争取回到家乡无锡后,曾多次去寻访看望这些有恩于他的人。可惜他们都走了,留下难以回报的遗憾。

这就是我们的难友薛若安先生!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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