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冤案 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少将军官(图)

2019-11-13 10:48 作者: 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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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
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网络图片)

接上文:红色间谍葛佩琦 反右的第一枪为何射向他?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的自己的这个发言,感到非常惊讶后怕,因为上述这段话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不是他说的。当天下午,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接见了他。当时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证这个诬陷的由来,也无法查证聂真副书记是否与闻其事,不过可以推想聂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这是“无意诬陷”,聂真他能够“更正”吗?葛佩琦更没有料到,不但《人大周报》没有给他“更正”,而且4天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的第七版,发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顾实际,断章取义,横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续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论。编辑用了一个长长的提示语作为标题,以示醒目。

原文为: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标题)然后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转引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随后,《人民日报》在6月5、6、7日天天都发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在第七版又发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长文,其中摘录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论”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说:“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流过汗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时间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这些话,如果等到今天来说,即使在某个正式场合,恐怕吹不皱一池春水,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诽谤攻击。

直到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报》已经向他重炮连击。他糊里糊涂地过了这十来天。

葛佩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导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导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1957年6月9日

我们已经永远无法查证《人民日报》根据什么发表如此诬陷一个公民的文章,不过,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陈述。《人民日报》自然不会发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发表一篇批判、痛斥、抨击头号“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的文章。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其作者有劳动模范、复员军人、普通农民、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于德高望重的马寅初先生也要出来“发表些意见”,那真是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在右派份子中,葛佩琦几乎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画鬼容易画人难

韩非子有一个有趣的美学观点。他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在政治运动中,为了斗倒斗臭那些牛鬼蛇神,人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对象极尽丑恶之能事。中共真是把韩非子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的佳境。葛佩琦和胡风分子阿垅一样,是中共的高级军事情报人员,从抗日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关于葛佩琦的历史,因为本文写得实在太长,笔者只引用当时《文汇报》上的批判他的时候发表的文章,请大家从反面去领会,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动面目”。若要知道详细梗概请读他本人写的《葛佩琦回忆录》。《文汇报》的文章如下: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这样反动的历史,葛佩琦从过去到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恶鬼。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顶帽子,判无期徒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座大山。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还有陈述。

走笔至此,笔者我忽发奇想,想入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场整风运动,果真像《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说的,是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探索”,真诚地向既定目标前行,目标对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把葛佩琦们的诅咒、漫骂、攻击、讽刺全都当作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坚强的伟大的政党,甚至于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可能改写,不幸的是历史的列车,在一刹那间,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歧途,所以使作为手下败将的连战、宋楚瑜到大陆朝圣,反而叫人有衣锦荣归、满堂喝采的感觉。打右派固然是右派们的灾难,但对于誓言要救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何尝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呢?!所以今天中共对于反右这桩历史冤案才讳莫如深。

以反胡风和反右派为标志,中共走上了专制独裁的不归之路。

不过,葛佩琦之所以有这些感悟,是因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抛弃,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像那些功德圆满的情报高手,等到了革命成功,论功行赏,封官晋爵,登堂入室,也就不会有这些牢骚怪话气话刺话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像白皮书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可以查一下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党章以及后来各个版本的党章就可以了然。它的基本目标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离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这位1938年入党,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在他为之奋斗、获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红色监狱。他先被判为无期徒刑,1975年减为18年,沾了特赦战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顶梦寐未求的“战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不必详细地叙述葛佩琦那离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结果。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组织部才发文宣布给他恢复党籍,1986年北京市委办公厅才发文给他宣布右派为“错划”。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改正”的人,应该还记得,绝大多数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么,葛佩琦走过的这条“改正”路是何等的离奇曲折漫长就不难想像了。

这是因为“改正”右派的工作,虽然有文件依据,但是整个过程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问题,最后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访”。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亲自过问,这才为他打开了绿灯。这段佳话,葛佩琦写了一篇文章《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曾经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最近着文,记录胡耀邦的政治遗言,说:“一个不图自己任何私利,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富裕强盛起来的人,一个平反了千万冤假错案的人,最后自己却被泼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泥浊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谓‘民主生活会’压力下黯然下台的领导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这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从“人治”转化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

人们说政治就是一局肮脏的龌龊的游戏。

葛佩琦生于1911年,死于1993年。如果他健在于世,看到今天中共的腐败,不知他是否还要为自己辩解?

(附记:本文有个推论没有述及。葛佩琦的中共高级特工身份,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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