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的年轻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但是，在施工中却意外地发生了许多事故……（AFP/AFP/GettyImages）
按：由于三峡工程的关系，Z县沿江许多地方要淹没，新城要建许多大桥，其中有一座鸣玉大桥要从老县城跨过鸣玉溪架到西山，西桥头的位置就是原来的杀人刑场旁边。施工的年轻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心中没有一点阴影。但是，在施工中却意外地发生了许多事故……
从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开始，中国进入了枪毙成风的恐怖时代。那时枪毙人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村长或者驻村的工作组长之类的人点个头就行，想杀就杀，毫不犹豫，导致很多鲜活的生命成为冤魂。
四川人从此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把枪毙叫做“敲砂罐”──打碎一个人的脑袋就像敲破一个砂罐那么简单。说某人被枪毙都不直说，只说被敲砂罐大家便明白了。其实那时人的脑袋还不值一个砂罐，真有人把你家的砂罐打破了，你还可以理直气壮的索赔，而脑袋被敲碎了，家里的人却不敢吭一声，甚至不敢去收尸，人性在这里被践踏到了极致。
我是在镇反以后出世的──幸好没赶上那恐怖的年代，但是我却从长辈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镇反的血腥故事，听起来毛骨悚然。后来我长大了，也目睹了多次枪毙人的场面，依然非常可怕。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被枪毙的人，除了少数真正的罪犯外，大多数都是被冤枉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已经被人淡忘了，有些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我们曾经有过那样耻辱而恐怖的时代，他们认为那些故事都是编的，人类不可能残忍到如此程度。这除了让人叹息外，也让人觉得，是有必要将那些历史真相写出来了，不然再过几十年真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一、偶然之间死去活来
先从轻松的说起，其实也未必轻松。话说八十年代后期，我在Z县县志办公室任编辑，办公室里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去年去世），此公是Z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建者，先后任过六个区的区长（副），资格很老。一日他与我闲谈起当年的镇反运动，说他当年在官坝区亲自主持过多次公审会（枪毙人的会），有一次枪毙12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却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杀的也枪毙了一个。人命关天，这可不是好玩的呀！我问事情后来怎么解决的，范远茂说，这在当时不算什么，补一个手续就行了。他说的补手续就是写一张纸条，就这么轻松。
几乎同时在黄金乡发生的一件事与官坝的故事相映成趣，不过其结果恰恰相反──故事的主人死里逃生。黄金乡金银村有一个姓方的青年人，在成都某高校读园艺专业，毕业后娶了一个成都妻子回Z县，正醉心于自己的田园生活，忽然就被列入了枪毙名单。那时黄金和汝溪同属一个区，开公审会时要把全区的罪犯都集中到汝溪一起枪毙，以壮声势。方某被押赴汝溪执行枪决的路有几十里远（那时没有公路），其中要经过一道山溪。这道山溪平常不深，可以涉水而过，这天却忽然发了山洪，波涛汹涌，无法渡过，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远远的绕道而行，这一绕就救了方某的命。汝溪那边久等不至，怕误了大事，就迫不及待的开枪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赶到早散了场。第二天上面有人来通知说，方某可以不杀了，已经引颈待毙的方某于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小命，他实在是太感谢那道救命的山溪了！40多年后，1994年夏的一天，我在一位当地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黄金拜访这位已经70多岁的传奇老人，他和妻子──那位当年的成都姑娘正在精心料理他的苗圃，一见我和那位官员他就满脸堆笑──那种很扭曲的笑。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挖点东西出来，谁知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的说“共产党好啊呃，人民政府好啊呃”……我顿时从心底升起一阵悲凉。与方某有些相似的是，当时一位官员在一大叠报批枪毙的名单上盖章时，不小心夹着翻过了两页，这样就有两条人命活了下来。
二、杀无赦斩立决
下面的故事就有些沉重了。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除了枪毙所谓恶霸地主反革命外，还莫名其妙地枪毙了许多人。
Z县泰来乡罗家岭人、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字介仙）被Z县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押回执行枪决。罗广瀛是国军15兵团司令、著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我读过有关资料）。罗广文后来毅然起义，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不能说没有罗广瀛的一份功劳。像这样一个人却要被枪毙！我在编《Z县志》时，曾在档案资料中见到罗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最后还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罗广瀛──一个知名教授、一个对促成成都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人的生命，从而也把他一家八口人推上了绝路。
更无辜的是马剑秋。马剑秋是Z县石宝人，临解放时担任Z县自卫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他接受了许多新思潮，坚信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所以当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快要到达Z县时，他通电Z县48个乡宣布起义，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枝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解放军入城。
意想不到的是，解放军入城不久，新政权稳定局势后，马剑秋马上就成了阶下囚，然后被枪毙。在狱中，马剑秋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心情万分痛苦，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大意），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起义之举依然不后悔，在最后的时刻，他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
1984年，我在档案资料中读到了马剑秋这份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刑场上的演讲”，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受，不知说什么好，那时我负责编《人物志》，我便根据材料写了一篇《马剑秋传略》，我觉得他是Z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但这篇传略后来并没有收入《Z县志》。关于马剑秋的死，我问了我父亲。父亲当时是县财政科干部，参加了马剑秋的公审大会，亲睹了马剑秋被枪毙的场面。父亲说，马剑秋被绑赴西山公园刑场，与梁树芬（上芬下木）、伯永梁（皆国民党Z县官员）等十数人站成一排，临刑前马剑秋要求讲话，然后就简短地讲了一会，大意跟我见过的“刑场上的演讲”差不多（他被反绑双手，当然不可能拿着稿子讲话）。站在旁边的同样被反绑着的梁树芬（上芬下木）很不耐烦地对马剑秋说：“马上就要枪毙了，还说那些做啥子！”但马剑秋还是高喊了“共产党万岁”才饮弹而亡。
马剑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难道还不知道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要了他的命，使他的一切希望彻底破灭，虽然他曾经“弃暗投明”？马剑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园草坪后来长期成为Z县的刑场，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里倒在枪口下，鲜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块土地。
三、举手决定生死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决定人的生死在这里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玩过家家。这一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一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其中一个死囚很多人都认得，是Z县精忠中学（现Z县中学）教师、陕西人张国锦。当宣布张国锦的罪名为“一贯道”（当时定性为反动会道门）成员时，张国锦一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一贯道。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一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将近一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一些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议论之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一片。审判台被迫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由范梓里宣布，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张国锦。他说，张国锦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他，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觉说，有一次我和张国锦在上南门官茅厕（公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定下了。范梓里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范梓里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除张的直系亲属外）举手同意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着范梓里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1秒、2秒、3秒……还有两分钟，1秒、2秒、3秒……还有一分钟……这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好像屏住了呼吸一样，谁也不敢吭一声。当三分钟快到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范梓里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主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布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张国锦慢步徐行，不断高呼“实事求是万岁！毛主席万岁！”直到枪响倒下。
我父亲一直坐在审判台口的石坎上看完了这场旷古未闻的人间丑剧，几十年来他多次向我讲述那一难忘的场面，后来他又将此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据父亲说，散会后，一路不少群众为张国锦流泪，为此，公安局连夜到居委会召开群众大会统一思想，讨论张国锦到底该杀不该杀。人都已经杀了，这种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谁又敢说不该杀呢？
四、死了也不得安宁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到了文革，这时我已十多岁了，枪毙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西山公园依然是刑场，每年仍有几次公审会在那里举行，而且每次都依然搞得声势浩大。
1970年夏的一天，一个叫彭成的农民在西山公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是偷越国境，据说他曾先后三次偷越国境。那天看热闹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反正文革正热闹着大家都没有正事可干。彭成其人的罪行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作评价，但是他死后所受的凌辱却令人扼腕。只听枪响后，人们潮水一般涌过去一圈圈将尸体团团围住，像欣赏玩物一样盯住尸体不错眼的看，后面的人纷纷往前面挤，前面的人被挤得几乎踩到尸体上。这时一个汉子分开人群挤进核心，俯下身去将扑在地上的尸体翻过来，然后呼的一下把死者的裤子扯掉，露出赤裸裸的下半身。众人不知他要干些什么，正惊愕时，那汉子却从腰间嗖的一下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来，仰起头看了看四周的人，就伸出左手猛握死者的“那话儿”，右手挥动尖刀向下刺去。众人一下明白了，他原来是要割掉死者的男根！那汉子动作十分利索，尖刀上下飞动，环着那儿挖了一个大洞，把一大团血肉糊糊的东西生生割了下来。他将那东西在手里掂了掂，血直往下滴。他脸上露出带着几分麻木的微笑，提着那生殖器站了起来，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哗的一声便自动闪开了一条道，那汉子便直如无人之境，提着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扬长而去。事后听说，那东西是拿去做药治疗弱症（阳痿）的。这血淋淋的一幕，久久地印在我年少的心里。
不久，西山公园又开了一次公审会，这一天是1971年3月9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枪毙的是一个叫樵天珍的年仅24岁的女犯，据说本来准备3月8日枪毙，考虑到在妇女节枪毙女犯不大好，就推迟到第二天。樵天珍是因为毒杀丈夫而偿命，罪有应得，但不幸的是，行刑的枪一响，一个早有准备的男子就飞跑上前，趁潮水般的人群还未到达，就将樵天珍破碎的脑袋里流出的脑浆全装进一个大盅子里，然后他抽出尖刀，刷刷几刀就挑开了死者的上衣布纽扣，露出心口来。他举刀对准心窝，正准备开膛挖心，忽然被一个值勤的军人喝住了，手中高举的刀很不情愿地放了下来，随后悻悻地端着一盅脑浆走了。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欣赏女死刑犯的机会不是很多，听说人们把死尸的裤子都脱光了。
五、是冤魂在折腾
二十一世纪初，由于三峡工程的关系，Z县沿江许多地方要淹没，新城要建许多大桥，其中有一座鸣玉大桥要从老县城跨过鸣玉溪架到西山，西桥头的位置就是原来的杀人刑场旁边。施工的年轻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心中没有一点阴影。但是，在施工中却意外地发生了许多事故，一些砌好的石壁莫名其妙地垮塌，一些人老是皮肉受伤，而且几乎事故不断。施工者认真检查，并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才听说这里曾经是刑场，有无数怨魂积聚在这里不得超度，工地上的事故屡屡发生可能是鬼魂作祟。这一来把人们吓了一跳，不说不知道，越说越害怕，越分析越像有那么回事似的。
从此，工人们每天清晨上工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鬼魂们烧香放鞭炮，请求手下留情，冤有头债有主，望不要再给工地制造麻烦。如果没有烧香放鞭炮就绝不动工。这样一来，果然工地上风平浪静，再也没有发生事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