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感的逆袭(组图)

2019-11-17 09:00 作者: 张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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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感”的“悼亡”对象,不是任何一国,而是民主。(图:台湾自由广场/pixabay)

【看中国2019年11月17日讯】“亡国感”,目前为止我们对它所知不多。它起于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会发现“亡国感”首次在搜索引擎里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这一周。三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进中联办。这个人在一片红色疑虑之中赢得选举,当选之夜即高调宣布支持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什么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后,已无疑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紧紧缝合,要把台湾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韩国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访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示范地;并且走进了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指挥中心。他事前没有向陆委会报备,事后拒绝透露与中联办的联系经过与会商内容。就在这一串新闻事件里,“亡国感”出现了。

流行语大抵如此:一听就懂,心领神会,拿来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这个喜欢玩弄同音异字、以讹传讹的大游戏年代,“亡国感”又异变为更加俏皮的“芒果干”。这样的“亡国感”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定于一尊的标准定义,而反映了一种集体情绪。

潜规则:我们要看对岸的脸色

二〇一九年初当我决定开设“台湾前途与中国因素”这门课时,驱动的力量也来自一种当时还无以名之的焦虑。这原不是我的守备范围,但我感觉到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生活,已经面临毁坏的危机。对政治略有参与的公民应当早已习惯,民主经常是警铃大作的。可是,中国的攻势从“九二共识”到“一国两制”,已经又逼近了一步,半岛电视台卧底采访所揭露的中国渗透手法与深入程度,更是触目惊心。我不禁自问,这是不是台湾民主的最后一个警讯?

第一堂课,我放导演郑有杰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潜规则》。一组人准备拍电影,外景选在一个学校操场的司令台。但是导演看起来又愁又怒,原来司令台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国旗。美术说,“我避不掉。”导演说,“到时候片子卖不进去怎么办?”最后,最资浅的工作人员拿来铁撬,大家合力将那块国旗背板撬下,在国旗歌声中,工作人员欢喜大喊:“要——倒——了——!”

当那个国家象征轰然倒下,只见导演两眼发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风。背板后的墙面久未经日照,显得有点苍白。那里画着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问:“‘潜规则’到底是什么?明白地用语言把它说出来。”毫不扭捏的,第一个答案就直指核心:“我们要看对岸脸色。”

对。就这么简单。

“潜规则是谁订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糊了,有人说是自愿的,有人说是历史与市场造成的,有人说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实这注定是一个模糊的回答,因为根本就没人知道谁制订的。

我再问:“潜规则与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话,感觉遵守法律跟制订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潜规则感觉是下对上的,要一直去猜测那个规则,想要讨好在上位的人。”一个学生说,法律非遵守不可,潜规则却有选择的空间。另一个说:法律写在那里,可以去钻它的漏洞,但是潜规则却逃不开,因为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第三个人自动出面整合了双方的论点:“法律之所以能钻漏洞,是因为它很明确地写在那里,边界很清楚,所以知道从哪里钻过去。潜规则逃不开,是因为它很模糊,也没人把它讲清楚,所以就算一个人选择要服从潜规则,也可能逃不开。”我说:“对啊,就像小熊维尼,他本来是个卡通人物,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变敏感了。”

如此讨论一轮,潜规则渐渐现形:它不经民主程序、冤无头债无主,因此无法修正、无法讨价还价,却有着货真价实的影响力。短片里说得很明白,不避掉国旗的话,电影就进不了中国市场。电影这么烧钱的产业,要不顾虑市场,实在挺难的。拍了背景有国旗的戏并不会被抓去关,但是会血本无归,这使他们决定趋吉避凶,遵守潜规则。

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时候,“不能出现国旗”还是低调、委婉、台面下的原则,业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潜规则已经不再低调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开道歉,都是刻意张扬的霸凌,目的是杀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潜规则就是对于中华民国的各种政治象征全面猎杀,是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审查

如果你参与某个活动,被警察抓走,然后从高处坠落,或者从海里浮起,但一律以“无他杀嫌疑”迅速结案;我们知道这是政治。这里面有国家动用的公权力,有压迫者、有受害者。潜规则看起来却不是这样,它看起像“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你自己愿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来啊!”潜规则用的是经济手段,国家公权力仅隐身其后,让事情看起来不是“压迫者欺负受害者”,而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掩护其政治本质。

《潜规则》为“中国因素”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所谓“中国因素”就是:台湾的许多事情,是被中国“决定”的。其“决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响,也可能是用经济。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事情,不是应该用民主的方式决定吗?

“亡国感”这个集体情绪,它的核心就是这一句提问。台湾的事情,为什么不是用民主的方式决定?为什么是由一个我们从未授权也无法影响的政权来决定?那民主算什么?我们算什么?

什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台湾前途与中国因素”的课堂用了一款简易游戏“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权组织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设计研发、中原大学徐伟群教授引进,他很有创意地将这游戏译为“民主鸡蛋糕”。每一组发一个蛋糕盘,然后提供二十几种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论自由”、“资讯公开透明”、“多元媒体”、“司法机关”、“立法机关”、“自由公平的选举”、“公民投票”、“反歧视的法律”、“社会福利”、“正当程序”、“宗教与信仰自由”、“隐私权”等等。学生的任务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建立自己的“民主鸡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来都像好东西,但是蛋糕盘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协商与争辩自不可少,但他们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一位学生写道:“在选择良心食材时不论哪一项都非常难以取舍,突然有个念头觉得我们过得其实很幸福,这些食材其实围绕着我们四周,或许台湾民主仍然有其进步、改善空间,但大抵来说我们过的很自由,自由到这些食材像是理所当然就该存在的,像是天赋的,舍弃哪一块都怪別扭的。”

另一位学生说:“这些良心食材,每一个现在看起来都好简单,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选六个来坚守,又尤其一想到我们很有可能将在之后失去这些权利,就更要选得战战兢兢。”

真的战战兢兢,我看着他们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盘子,又拿下来。“每一个食材在被丢弃的同时,总是会有人提出在台湾过往经验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况,最后食材又会被顺利救回。其实我很庆幸大家对于台湾历史的认识较深,让讨论变得更加有意义,但也觉得很困扰,因为这样每个食材都变得非常重要,就无法选出最重要的六个食材。”综合讨论时,有一组幽幽地说:“我们想要做一个三层的蛋糕!”

这是在桌游与手游中长大的世代,在高分辨率影像中长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贴上彩色纸的阳春游戏,却让他们认真到产生选择障碍,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之后可能会失去”。

可以想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言论自由”、“自由与公平的选举”等等,是很受欢迎的食材。但有一组出人意表地选了“社会福利”。据说那是蛋糕盘上的最后一个空位,一位组员念出“社会福利”卡片背面的定义:“政府应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统,以确保人民能拥有健康、接受教育、经济稳定”,真诚地看着大家说:“我觉得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认为有社会福利,才会成为一个有爱的国家。”那想必是庄严的一刻,全组的人都感动了。一位组员写道:“原本还在争论效益或结构的组员都同时安静下来,神情从冷静理性转为温柔,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将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组员潇洒地总结:“社会福利是讨论后决定释出的立场,即便在层级上是较后期的目标。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鸡蛋糕只是第一阶段。游戏卡里也有几十个对民主的攻击,我称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监控”、“言论审查”、“选举诈欺”、“歧视”等等。第二阶段的玩法是请同学运用他的民主鸡蛋糕里的六个成分,来抵挡这些“黑心食材”。这个民主游戏来自北欧,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处,因此我根据台湾处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个台湾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资讯战”与“非官方谈判缔约”。太过切身了,同学说看到这三项,“脑袋抽痛了一下”。

面对攻击,无力与挫折全部都跑出来了。“讯息战、以商逼政、非官方缔约一出现,瞬间就击溃我们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们别无他法,而且还远不及打压这些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后大家都想放弃民主了。有一组说‘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对付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冲击,确实这些大家这么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恶势力’不断逼近,为什么我们还要坚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也会这么质疑。”

“我们拿着良心食材想要拼凑出防御姿态,但却发现这该怎么挡?怎么挡都有漏洞……我们拿着良心食材去对抗这些邪恶,突然感觉像是天安门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挡坦克’。”

有一位同学想起了我在课堂上放的纪录片,李惠仁导演的《苹果的滋味》。“记得那时看完中嘉并购案的片段后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无力感,即便我们获得了资讯却无能为力,在面对这三个中国因素的问题时我也感受到了一样的无力。我开始回想纪录片里的中嘉并购案,当时有一群人发起了抗争活动,虽然并没有受到大媒体的关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们最能够直接参与的,也就是集会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并加进来之后,好像还是远不及抵御黑心食材的进攻,真的令人非常绝望。可是,其实上这堂课的同学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办法,那就大家一起想,总会有办法……虽然亡国感并没有减少一丝,但是对于自己所捍卫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知道我想说话、想当好国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拥有人权,所以即使我坚信的民主力量远小于独裁,我们还是得团结一致对抗。”

向内挤压的委屈中蓄积着向外爆发的能量

这是我对于“亡国感”的体察。在他们脸上,我读到对民主的珍惜:每一块“蛋糕”都不想放弃,因为认识到每一块都重要。我读到对于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请他们说说各组的鸡蛋糕成分有何异同,其中一组解释,他们没有选“社会福利”、“隐私权”、“受教权”,因为“我们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体制,和言论自由能带给公民的民主素养,自然会发展出这些项目”。在有限的蛋糕盘里,他们没有选择某一些,是因为那些可以从更为基本的元素推导而得;这些食材在他们眼中不是独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们已经想到了彼此之间的连动关系。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不只是知道氯是什么、钠是什么,而且知道氯加上钠会变成一种让食物好吃的调味料,如果将氢、氧和钠加在一起,则可以用来做肥皂或通水管。

我也读到担忧、挫折、无力、绝望……与不甘愿。还不愿意投降或放弃的那种不甘愿。这些情绪看似矛盾:担忧、挫折、无力、绝望都是坐以待毙,不甘愿却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两段引文所示,这相反方向的两种情绪,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国感”似乎不是一个单一向度的感受,它不仅是字面上看起来的被动、放弃、不作为而已;在向内挤压的委屈之中,向外爆发的愤怒在蓄积。作用力产生反作用力,“亡国感”的内里,有一个想要“逆袭”的驱力。

亡国感真正悼亡的对象为何

值得追问的是,“亡国感”的悼亡对象为何?有人说,醒醒吧,你没有国家,哪来亡国感?这是所谓台独。有人说,容纳我们民主生活的,是中华民国台湾,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它就是我的国家。这是所谓华独。“亡国感”是哪一种?

在同学的作业里,“国”的问题鲜少被提起。两千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世代,成长于全球化的年代,国界已不似先前那样铜墙铁壁,他们对国族的情感与看法,恐怕很难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来划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国长大,因为父母是台商,中国和台湾都是他的故乡。有的人曾经在中国就学,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国,因为父母之一是中国人。有的人拥有台湾以外的其他国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认真在评估,毕业后要不要去中国找工作。一位同学表达得很好:“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国’是一个太难解的概念。台湾史独立成册了,但我们的国名里没有这两个字。”他们拒绝中国因素,并不是因为对中国有敌意,也不是因为对中国欠缺了解,而是因为台湾有民主,中国没有,他们从自己的经验知道,台湾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国族主义最需警戒的,不外乎两点,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经常召唤个体为国家牺牲。“亡国感”虽然有这个“国”字,却很难被界定为一种国族主义的情感动员,因为“亡国感”的话题总是环绕着“民主”这个概念,而非“国族”;有亡国感的人总说着民主机制的毁坏,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强化。他们并不想像一个围墙高耸的国族共同体,要入会得经过严格的血统审查——他们自己原不是血统纯正的人。民主的原则是尽可能让大家都享有公民权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采取三权分立,从人民的立场来避免国家侵犯基本人权。“亡国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国族主义(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严前生活经验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种“亡国感”:“今日不做自由的斗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难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退一步即无死所”;那些国庆阅兵、晚会、排字、大会操、军歌比赛,讲究“数大便是美”、“整齐画一”、“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些“万众一心”、“我爱中华”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动就是国族主义(的最糟形式),要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为自己做为一个小螺丝钉而感动,要你团结,要你爱国,要你支持政府。那种亡国感绝对不容许你谈多党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权;甚至你只是要求国会全面改选,他都说这样会亡国。是的,那种亡国感就是卖弄国族主义的威权统治手法。

今日的“亡国感”是那种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见,“亡国感很重”的年轻人总是好想突破同温层,好想跟长辈沟通,为了自己在乎的议题狂写脸书,去捷运站之类的热闹地方当小蜜蜂,收集连署,制作短片丢上网,用无穷无尽的公民参与去实践民主。

“亡国感”的“悼亡”对象,不是任何一国,而是民主。“亡国感”只是一个现成的词语,方便沟通。他总不能说:“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这样谁听得懂?说“亡国感”,虽不精确,却一听就懂。遂成流行。

“亡国感”甚至不是一种悼亡。不是一种现在式或者过去式的哀叹:“我们已经亡国了,好惨啊!”而是未来式,一种警世明言:“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民主会完蛋的!所以我们现在——”。“亡国感”不是句点,而是起手势,重点总在于,为了不要让现在还享有的可爱的自由消失,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点什么?

这是艺术大学里的一堂通识课,学生的主修是电影、戏剧、动画、美术、音乐、传统音乐、剧场设计、新媒体艺术,他们本来不是对政治特别有兴趣的人。但是,对民主的珍惜与体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变得巨大而急切,因为他们感到,“以后可能会失去”。所谓“这个历史时刻”,就是中国积极向外输出专制影响力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因素渗入台湾骨髓的时刻。


亡国感是真实的集体情绪,这件事情在选举中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状态。(上报/摄影:蒋银珊)

有人担心,亡国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将在总统大选中成为政治操作的议题。其实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极为简单,就是民众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大声说出来,而候选人想办法说服民众: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投给我别担心。亡国感是真实的集体情绪,源自民主于近年因中国因素持续恶化的事实;这件事情在选举中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状态。所有重要议题,都应该是选举的影响因素啊。谁积极反对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反对和平协议,谁就会获得“亡国感”一族的青睐。背离民心者在选举中落败,本是选举制度的设计初心。

“有钱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国家才会是天理

课堂上也有另一种意见,是不打算捍卫民主的。有一位同学写道:“我认为台湾的两党恶斗,不太会像是民主的在进步,而是在滥用,那要民主有什么用?我个人会觉得专制体制会更让我们的经济往上升起,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那我在想的是保持着民主有什么用呢?我个人会觉得有了面包才能够谈这些之后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钱了不喜欢极权专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为为了保持民主,而让我们全国人民都快饿死,那维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经济,有钱了就有自由,因为有钱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选择要当哪一国人。这推论里有几个关乎事实的环节,值得拆解检视。其一是他认为只有专制才能拚经济,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认为台湾的经济现况是大家都快要饿死;其三是他认为专制并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这也就是常见的“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他很礼貌地写说希望听听老师的看法,所以我在课堂上仔细提出事实的说明,不过,那堂课他并没有出席,此后也没有再见到他。

这位同学理所当然地觉得“有钱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为他在民主的制度里长大,习惯了这种民主框架里的资本逻辑。在专制国家,那才不是天理。专制国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国家的恩赐特许,而不是权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选择了一个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鱼也觉得用鳃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条小鱼,为什么要跳上岸来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个写定的未来

以上是我从“台湾前途与中国因素”的课堂上,捕捉到的“亡国感”的面貌:在中国因素影响下,因为感受到可能会失去民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既无力又亟欲奋力一搏的集体情绪;“亡国感”本身就蕴含了“逆袭”的能量。

这门课到六月时接近尾声,那却是香港抗议“逃犯条例”的开端。我清楚记得当时,各界一致认为“逃犯条例”一定会过,包括上街抗争的人。大家平心静气地“知道”香港立法会的生态就是那样,平心静气地“知道”不可能赢;香港人上街只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们课程结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却在街头上一天一天地创造奇迹,那么多的人从各处冒出来,终于挡下了不可能挡下的,令历史为他们转弯。如钟耀华所写:“历史从来都是在创造不确定性,稍稍挪移其弹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赢我们未输,是大家的努力。”

人们六月的时候不能预测香港,现在又何能以失败主义论定台湾?世界原不存在一个已经写定了的未来。台湾的前途仍然在于,珍惜民主的人们能够发挥多少能量,对中国因素的作用力展开逆袭。民主自由是台湾的理想,我们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看中国》,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连结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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