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悲哀：该学的不会，没用的都知道，扭曲知识塞满一脑瓜。（网络图片）
1971年，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又没多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进了学校才发现，我居然连小数点、汉语拼音都不会，错别字连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赶上了，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历史、地理、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这时，虽说还有考试，但考试不影响升学、无关毕业，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入伍，就是下乡插队，所以没多少人听课。我们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聊天、瞎玩。
那时的老师很有水平，我就读的人民中学，后改为165中学，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是所教会学校，所以拥有不少一流的教师。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我刚进学校时她还戴着大口罩在扫地，因为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后来终于走上讲台，依然留着个“特嫌”的尾巴。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地理老师王守让则毕业于辅仁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读大学的老师读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但是，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的师资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经开始让中学毕业的学生教书，主要教政治和当辅导员，结果，我们学校发生过多次老师和高中学生谈恋爱的风波。
我在165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外语、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最后这两门新课程就是为了将来进工厂、下农村做准备的，后来的经历证明，基本没用。
语文课其实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课文都围绕着阶级斗争，有的课文实在难以称之为语文范文，只能说是合乎当时政治需要的阶级斗争范文。鲁迅是当时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经被形容得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所以，课本里必然会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文字，经过老师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封建礼教吃人、反动势力一定要打倒这样的信息，从此也知道梁实秋、林语堂、杨荫榆都是反动派的帮凶。文言文虽说也被选入，但像《东郭先生》一类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课文里还有文革中的报刊文章，我记得选有一篇《杨水才》，因为杨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赞扬的，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是舆论宣传的。杨水才的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结婚，只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问中学历史老师在讲什么课，回答是从猿到人，他马上批评道，讲那些干嘛，还是讲讲咱们的“老三篇”。
外语课分英语和俄语，那个年代连中文课都没人听，如何上外语课？老师只好劝导大家，学英语是因为毛主席还在背英语单词，而学俄语是将来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时可以用得上。我们学的英语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别的没记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话：起来，干活去，你们这些懒鬼！人人都会。我们的英语老师姚景唐毕业于洛阳军事外语学院，教这些真是大材小用，记得他还教了一句缴枪不杀，我们也记住了，因为他说朝鲜战争时，这句英语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儿”，教会了所有战士，从此同学互相打闹时都喊“葡萄糖一根儿”。
历史课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政治课则是10次路线斗争再加秋收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那个时代，10次路线斗争，人人了如指掌，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抗日战争，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抗战的主力则是共产党。少量的革命电影也逐渐被解禁，《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出现在电影院里，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对抗战的基本认识，至于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慰安妇，那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平型关大捷曾经是我们了解最详细的抗日战役，连被歼灭人数、被击毁车辆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后就隐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最响亮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而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始至终响彻云霄。前些年，北京万寿路一家以鲍鱼闻名的餐馆，每天早晨员工培训的口号竟然也是这一句，足见这一口号早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里。可以说，我们是在战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练这个词，现在打开词典说是部队训练的一项内容，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当年经常离开学校、跑到郊区拉练，像士兵那样学会打背包、背背包，双腿肿痛、脚底磨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为的是战争到来可以随时出征。比拉练更频繁的是在学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时间每周下午都在那里挖掘，挖出的土就运到东单公园，我曾经多次跟车去公园卸土，如今公园里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们中学的防空洞与四周的防空洞还连成了一片。为了配合战备，政治课里增加了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内容，这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此外我们还常去电影院观看教育片，内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夺我国领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里的战备教育让我们的战争意识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许多人与我一样，在地震那一刻都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斗以外，境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在境外朝鲜和越南进行的。而60多年来让中国大陆死伤惨重的一是大跃进、二是文革，还有就是大地震，几次大地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地震防备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让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
忆苦思甜是我们经常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是让我们知道“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地主老财，无恶不作，贫苦人民忍饥挨饿，牛马不如；思甜，是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因此要感谢毛主席。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那时对外主要教育我们仇恨苏修、对内主要仇恨刘少奇和林彪，而刘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回到旧社会，让我们“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忆苦也是为了加深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儿罪恶的认识。
了解国际时事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种生活，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是我们的座右铭，国际时事主要靠读报纸、听广播，再加老师上课得来的。那时我们对国际的了解虽说很偏狭，却特别细致，以至连世界上一些小国小党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们打倒了许多年，但后来的主要敌人又换成了苏修，全国所有舆论10几年中始终以苏修为靶子，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还债，而今在边境陈兵百万、觊觎我国领土、随时可能来犯，这些话语，我们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历史知识。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如今恐怕已经被人遗忘了，可那个年代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知识，还一再被列入考试的内容，多次游行都是为了这三国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们尊敬的越南领袖，越南北方的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我们耳熟能详，甚至我们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黄晋发、阮友寿、阮氏萍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
估计我们那代人对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经超过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红色高棉是我们多年坚持支援的对象，波尔布特、乔森潘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歌颂的人物；当然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宾努首相，他们的见报率和周总理一样多，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跟着和蔼的“努克”、美丽的莫尼克、摇头晃脑的宾努周游全国各地，欣赏美景，吟诗作词，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们的行踪几乎都拍成了记录片；先是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后是洪森、韩桑林，都成了我们打倒的对象，其实这些人长什么样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随着报纸一起喊而已。
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富马亲王，当年念起这些名字，就和我们说邻居街坊一样熟悉；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大概澳大利亚都没几人知道，而我们中国人却最熟知，因为他每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接见，永远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那时好像中朝关系不如中越显得那么热烈，只是每当中国来了政治运动，金日成都会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报上就读过他支持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来电。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党、两国人民……”这封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的贺电还被谱成曲，旋律上口，人人会唱。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问外国人，回答都说不知道，而我们全国男女老少那时谁人不晓？霍查、谢胡，连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我们这里都如雷贯耳，后来，巴卢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我们都说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
中国当年拚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都曾与中国交恶，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一位伯伯来我家串门说，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判中国，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是全力攻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已经成了中国眼里的苏联。回想起来，当年的革命外交路线真是彻底失败，口号白喊了、援助白给了、仗白打了、人白牺牲了、歌也白唱了，原来养了一群白眼狼，我们受骗上当不说，还打肿脸充胖子，反不如以后的中美、中苏、中日关系，获得的好处特别多。其实，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坚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用不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的。
我在中学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多学点理论，于是我就经常参加课外学习小组，读了一堆的马列原著，读过之后的感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读越对现实有怀疑，总觉得现在距离马克思主义太遥远。文革前期，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几乎没书，而图书馆长期被禁闭，文革后期，随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运动，书店里开始出现一批所谓儒法斗争的书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则是为了学习，一律由工农兵大批判组注释，这让我读了不少书，买了不少书，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话注释，还是开卷有益。我家有位邻居曾文经是哲学系教师，忽然间门庭热闹起来，一个工厂的工人理论组每天一早就过来，说是和曾老师一起注释法家著作，可争吵声常常从窗户里传出，最后不欢而散。好在那时不是文革前期，社会没有那么严酷，他没有因此被批斗。
文革时期，我们获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报纸社论转引，二是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经常集中起来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每项指示一出来，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语焉不详，颇费揣测。文革后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一遇毛主席指示出来，周围的长辈都会在那里纷纷猜测，这是指谁的，那是批评谁的。例如“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几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不仅老师、父母、邻居在议论，同学之间也在传小道消息。“走后门”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似乎干什么都会想到“走后门”，招工、当兵、逃避上山下乡，买紧俏商品，都有人“走后门”。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后门往里钻，还有人靠着顶替制度，让父母提前退休，然后自己顶替当工人。我哥哥高中毕业那年一门心思想入伍，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找后门，可我家在部队实在没什么后门，只得作罢。
文革后期，除了8个样板戏外，终于出版了一些小说，还上映了一批新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也有旧作新拍，浩然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不过，包括8个样板戏在内的所有新旧作品里，那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几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语言也有味道，不那么干瘪生硬，让我们过目过耳不忘，如刁德一、胡传魁、鸠山、钱广、马小辫、松井、汤司令、胡汉三，还有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读过的一部有史以来最差的小说叫《虹南作战史》，也诞生在那时的上海，后面署名是集体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儿童片，可现在看来，一个孩子又杀人又放火，实在是“儿童不宜”，不知为什么，这部影片时至今日竟然还在电视频道不断播出，说是爱国主义。对电影《决裂》，当时我已经心存疑惑。郭振清饰演的那个主角举着一个长满老茧的手说，有人讲上大学要有资格，看，这就是资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学？干脆办个农业小学岂不更省事！实际上，这也是我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学为工农兵学员上课，他告诉我，有的学生连小学水平都不够，多数人必须从初中开始补起。于是我就发问：那这个大学又有什么意义？我也常想，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都被说成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那为什么不取消大学和中学，让大家直接当工农不就得了！何必费了那么大劲，将人培养成资产阶级，然后又费劲再来改造？
那时的外国电影就那么几部，观众都是来回欣赏，情节烂熟于心，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苹果的时候》），特务老狐狸还有接头暗号“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见的战线》），印象最深；越南电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个跳大神的镜头，“天灵灵地灵灵”一直难忘。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水平最高，《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让我们领略了欧洲电影的手法。这些电影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当时都比中国电影好看，朝鲜电影有爱情，苏联电影有生活，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情趣，所以，我们百看不厌。
看内部书、欣赏内部电影、去内部书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读过的内部书有《林肯传》《拿破仑传》等，邻居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人民大学语文系教师，她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意送给我父亲一本，前面标明供批判用，我反复读了多遍。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联合舰队》等内部电影，谁如果有幸搞到一张票，就是荣耀，看过之后个个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没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什么仇恨，同学里还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风突击队，其中有位团干部将这种崇拜居然写进了思想汇报，在学校轰动一时。人民大学当时已经被撤销，我父亲当时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给我带回来各类禁书，还能开出内部购书介绍信，我时常手持介绍信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营业部看书、买书，一看就是半天，里面的几位店员都认识我，夸奖我会买书，物美价廉。我买了《于湖居士文集》《苏东坡文集》《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最高价2元5毛，最低价5毛，都是线装书，可惜那时我没多少钱，以浏览为主，不然可以拥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亲在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事中，有好几位是因历史问题而不准登上讲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会三门、四门外语，所以被分配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一位姓贾的伯伯会英日俄德法西5门语言，被定为“特嫌”“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语，我至今未忘。如今回忆起这几位老先生，很替他们遗憾，一肚子学问却长期不能教学生，算是白白耽误了。
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与教育过不去，与老师过不去，与考试过不去。开始是斗老师、打老师，学校长期无法正常上课，后来又不断地掀起事端，运动不停。从马振福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园丁之歌》，到学黄帅反潮流、学张铁生交白卷、批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老师始终是靶子，而且总会拿考试开刀。后期的这些批判浪潮，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被要求写出批判文章，我在班里算个写手，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黑板报、广播稿和大字报没少写。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学校团委要求第二天必须贴出自己署名的大字报，我只得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不点名地批判我们的物理老师唐润和。唐老师没有历史问题，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所以在那个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的年代，敢于站出来维护秩序，爱捣乱的同学们都怕他，而他对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学生却关怀有加，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因此，他的形象就成为我的批判对象。这张大字报让我后悔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