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捕22年，一个女子在红色中国的神奇经历。（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会的负责人，1958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他离开我们将近22年，按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实的经历。
在试炼开始的时候，我心中满是疑虑烦躁，一直和神讲理：“主啊！我丈夫为着你而被捕，这八口人的重担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我担不起啊！”我越觉得自己有理，心中的担子就越重，简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前途一片漆黑。感谢主！他竟对我这刚硬的人说话了，我听见主微小的声音：“这事是出于我。”这句话一直进到我的心底，使我立刻得着安慰和亮光。我在主前俯伏回答说：“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既出于你，求你保守我和家中每一个人不羞辱你的名。”从此，我的心紧贴着主，主的手紧拉着我，那些重担却仿佛已不在我身上了。在22年漫长岁月里，我经历了各样患难和严峻考验，更经历了主奇妙的带领和丰盛的恩典。
丈夫被逮走以后，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属，人人都怕受牵连，主内弟兄姊妹也回避我，不敢和我来往。我带着六个孩子，大的17岁，小的只有6岁，和年老的婆婆一同迁到别处住。那时我没有工作，生活没有来源，家里的粮食如基立溪的水一样，过了些日子就干了。
有一天晚上，米面都没有了，婆婆准备第二天去女儿家躲避饥荒，我呢，就默默祷告说：“主啊！明天早晨我们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你若赐给我们，我们就吃，不然就只喝暖水瓶里的热水吧！”我刚一出口，主的话就立刻临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听了主的话，我心中得到意外的平安，并有说不出的喜乐，安然入睡了。
次日早晨，差五分钟六点，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太太。她问我和我丈夫的名字，我说“正是。”她说：“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催促我到你家，去到你原住处才知道你们搬家了。”说着，她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我问她贵姓，她回说：“不告诉你，这是圣灵叫我做的，感谢神就行了。”
她走后，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五十元钱。我的眼泪立刻流了出来：主啊！感谢你。你知道我的难处，你背负我的重担，你不误事。在那时候，五十元钱是一笔大数目。婆婆不用上女儿家去了，我买了玉米面、煤球等生活用品，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了。我亲身体验到主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主。
苦难使我与主越来越亲密了。人虽远离我，主却亲近我。每次祷告，都觉得是与主面对面交通。我把需要对主说，主为我成就的超过我所求所想。后来我有了一份工作，每天赚八角钱，可就是出满勤，一个月不过二十四元。一家八口，除去吃饭穿衣，还要供应孩子们学习，这点钱怎么够用呢？但是奇妙的主用各种奇妙的方法使我一无所缺。多少次，在我柴米将尽的时候，主供应了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不能一一细说，在这里只提几件事。
小四念高中，后来转为技校，需要一支十六元四角的计算尺。这件东西孩子念书不可缺少，可是我每天才挣八角钱，一家人吃饭尚且不够，哪能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我就祷告仰望主。等下班回家，奇妙的事发生了，家门上有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二十元钱。天气转冷了，小六没有棉鞋，我又为这事祷告，下班回来又看见门上有信，其中有十五元。
主爱何等奇妙！主恩何等丰富！在我急需的时候，感动不知姓名的肢体，补足我的缺乏。这些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用代号寄钱给我。我接到了钱按原地址回通道谢，结果信都加上“无此人”的字样退了回来。这是主叫他们做的，使我不感谢任何人，不仰望任何人，只感谢仰望独行奇事的主。
在我丈夫即将释放的数月前，有个女孩子拿着包袱来到我家，问明我的姓名就说：“我妈叫我把这包东西给你，大包是寄给你先生的，中包给需要的人，小包是为你生活预备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我妈不让我告诉你。”在我认识的人中，张、赵两家有这么大的女孩，就问她：“你姓张？”“不是。”“姓赵？”回答也不是。她转身就跑，我追不上她，就回来了。打开包袱一看，大包是二十袋奶粉，中包是二十本圣经，小包有二十元钱。当时，正在我家干活的木匠亲眼看见这事，也听见了我跟女孩子的对话，深受感动地说∶“我活了三十多岁，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真诚友好，送了这么多东西竟不留姓名。我信耶稣行吗？”我说：“行，行。”于是就传福音给他听，教他认罪悔改，又送给他一本圣经。
我的工作在建筑部门，按说我这个弱女子真无法胜任。我一找到这份工作就祷告主，求主帮助。开始，领导们还是友善的，我只干了三天重活，就被挑选到办公室做财物和仓库工作。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和力量，我样样干得好，领导和群众都满意。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开始，满屋满墙的大字报写着：“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在办公室担任主要工作，应当下放她到第一线劳动改造。”我就迫切祷告，紧紧靠主，求主加给我力量，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
过了不几日，政工组找我谈话了：“办公室不需要这么多人，要你下去充实第一线，你愿意吗？”我说：“愿意。领导分派我干什么都乐意。”
工地是流动的，一个地方干十天半月或两个月，就要转移到别处去干。我先是用小车推砖，自装自卸有定额。每趟推一百五十块，每块五斤重就是七百五十斤，十五分钟推一趟。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干过的。继而筛沙子，也有定额。遇上湿沙子就困难了，筛不下去，身上光出汗，手里不出活。又推石子，这种活更难，我的汗水淌下来就像洗淋浴一般，围脖子的毛巾用手一拧就出水。感谢加给我力量的主，使我不但能胜任，而且在各项工作上都超额完成任务。最艰难的一次是在严冬腊月，修建游泳池的围墙。我们需在冰上作业，勾抹墙缝，定额是十米。那些不信主的人冻得直哭，有的人脚冻得站立不住，坐在冰上流眼泪，无法完成任务。有的勾抹八米，有的七米，但是我有主，靠着祷告，虽然寒冷却能忍受得住，不但完成任务而且超额，竟勾抹十三米。我真正体会到：“主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种压力不只限于肉体，而是身、心、灵一起绞榨的痛苦。单位上的人既知道了我是反革命家属，就冷眼看我，甚至白眼向我。素常和我交好的人也都远离我，甚至走个面对面，竟以脊背朝着我，正如圣经所说：“他们不拿我当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许多活动不准我参加，会议不许我发言，连我劳动得来的奖品也不发给我。有一次，全组被评为区先进单位并发了奖。领奖之日，全组十九人排着队上台领奖，及至发到我跟前却越而不发。
人总是人，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热，心中便祷告：“主啊！赐我力量，世上名利我都不要，只要我的名字记在你那里就够了。”不但我的权利被剥夺，就连孩子们也受连累。小三毕业分配在城里，他的同学都从居委会得到通知，去各自的单位报到，惟独我家小三没有接到通知。我带孩子到学校查问，答案是：“他父亲是反革命，不能留城。”结果被分配去西北。
除了我和孩子们受的一般压力之外，我个人又承受了更重的压力。我遭围攻半年多，叫我批判信仰。十九个人的小组，扬言不把我扳过来誓不罢休。每次围攻，他们都是气势汹汹地嗤笑我，向我撇嘴摇头说：“你这老迷信，坐在反动板凳上跟无产阶级对抗。”又问我：“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天上能给你掉馅饼吗？”他们软硬兼施：“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吸收你入党。”我回答说：“信耶稣是我心里的需要，并不与工作矛盾，反而使我工作做得更好。”他们一听，火气就冒上来了，一齐起来朝着我嚷，真如同许多公牛围绕我，好像吼叫的狮子向我张口。我就闭眼祷告，再也不开口讲话。
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强迫我与丈夫离婚，天天轮班来逼我，要我表明与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始终不说话，只以摇头作答。后来他们说：“信仰是你心里的事，离婚不离婚是你自己决定，可是你亲手所做的事是无法推脱的。根据群众揭发检举，我们掌握了你贪污的确实材料，你要明白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老老实实彻底交代，争取人民宽大处理。”这下子可把我蒙住了，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啊！当我的心一靠近主就清醒了，《圣经》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他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主给了我力量，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贪污过。”
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跺着脚气急败坏地说：“你每个月挣这么点工资养活八口人，若不贪污，从哪里来的钱？”我仍旧低头闭眼不作答。他们又说：“你是死鱼不张嘴，休想蒙混过关”，“你脸皮真厚，不交代问题却闭眼睡觉”。感谢主，他赐我意外的平安，任凭他们争闹吼叫，谋算虚妄的事，一齐起来攻击我，我的心却紧贴在主怀里，蒙主保守。他们如此折磨我半年多，并没有从我身上找着什么把柄，就以“问题没有完，先挂起来搞别人”作台阶下了台。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看见过一张笑脸，都是横眉竖眼地看我。忽然有一天，一个比我年轻的领导喜眉笑脸地叫我说;“你没有问题了，还要继续革命，检举揭发别人啊！”我说：“我自己没有贪污我知道，别人有没有贪污他自己知道，我不能胡猜乱说。”
运动过去之后，顶头上司要我复职，对我说：“我们经过屡次多方的内查外调，正如你自己所说，你确实没有问题。组织上决定仍叫你管理原来的事务。”我说∶“还是请别人吧，我不管经济的事了。”他说：“运动中的事件你不必纪念，你看，某某某真的贪污了，某某某被下放了，我们请你复职是相信你的。”我满心赞美，满口欢呼称颂我们永活的主，公义的神，他为我伸冤辨屈。
丈夫被判无期徒刑时，我才三十多岁。单位上有人为我介绍对象，说：“他既不能回来，你还背着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干什么！”还有不少男人想方设法对我套近乎，表示好感，甚至来到我家。他们所用的方法无非是撒但引诱夏娃用过的伎俩，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名利地位。有的送给贵重的衣料、华丽的头巾，有的送钱，还有人替我写好离婚证，应许我用一间小破房换一单元楼，并说和他结婚，我挣的工资全归我养育孩子，等等。弟兄姊妹们！这种考验是严峻的，撒但的手段是恶毒的。一个带着六个孩子的反革命的妻子，孩子虽有父亲却如孤儿，妻子虽有丈夫却像寡妇，孤苦伶仃被人踏在脚下任意蹂躏，充满了苦难。只要在引诱下一点头，离婚书上一签字，马上就能改变地位，抬高身价，不但能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又能满足肉体的欲望。但是爱我的主却不允许我那么做，他的灵在我心中加给我力量，使我不背叛与亚当的约。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已经在主面前立了约，许了愿∶“无论是福是苦，我都跟从他到底。”对于这些试探诱惑，靠着主我都一一拒绝、一一得胜了。
有一天晚上，我给孩子缝补完衣服，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刚躺下睡觉就有人来敲门，又喊我的名字，声音像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姓王的男人。这么晚来叫门，绝没有正经事。我默默祷告主，不理睬他。他连敲带叫约三十分钟之久，终因我不应声而作罢。第二天在办公室里，他一直看着我却不说话，我也装着没那么回事。不久，他病了，打发一个工人来找我替他统计账目，我又拒绝。以后这人死了。
1979年我退休了，回顾过来的岁月，我深深经历了主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许多像我这样遭遇的人，由于心中没有主，连惊带怕，加上冤屈艰难，有的成了疯子，迄今仍住疯人院，有的病瘫在床，还有的自杀。至于我，“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我丈夫被捕的时候，最小的孩子才6岁，到他1979年回来时，我们的六个孩子都已结婚了，并且各自有了孩子。现在老少三代二十四口，孩子们也因着主的恩典，工作学习都很好。曾有四家公司用高薪聘我，甚至找居委会主任动员我再出来工作，我都拒绝了。我要将余年完全献给主，为主而活。我既蒙主这么大的恩，受弟兄姊妹那么多的爱，怎能不趁有生之年事奉主，传扬主的大救恩呢！
补白：老师蒋某，为人坦荡，记忆超强，知天文，晓地理，热心公益。文革前，带领学生在校园劳动，把南瓜田里蓖麻拔去数株。当时谁也没在意，只有一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年某默记在心。文革中，蒋某曾去信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索要邮票，被定为里通外国，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开批判会时，已是某公社文教助理的年某慷慨激昂，说蒋妄图毁我长城，破坏人民军队。罪名何来？众人不解。年某阐述得有理有据，演绎得天衣无缝。蓖麻可以榨油，蓖麻油是飞机上用的润滑油，拔去了蓖麻，就没有了蓖麻子，没有了蓖麻子，就没有了蓖麻油，我们空军的飞机就飞不上天或在中途停机，这不是妄图毁我长城又是什么？众皆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