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习近平在澳门出席回归20周年仪式。（图片来源：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月1日讯】濠江、香江缘何流向各异
本月20日，习近平出席澳门移交20周年庆典，全澳立即变成戒严状态，包括香港电台、商业电台、Now新闻台、无线电视、《南华早报》及《苹果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都无法入境采访，一如2017年他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庆典的情势，两年前，刘晓波事件为访港蒙上阴影，两年后，访澳则处在香港反送中的阴影之下。
在中央政府领导人眼中，因政制稳定、经济增长迅速，澳门是实践一国两制政策的模范城市。在反修例运动中，香港市民的抗争精神与创意震撼世界，而一水相隔的澳门却波澜不惊，香港议员陈惠达被澳门方面拒绝入境，理由是其企图“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众秩序；澳门警方驳回示威者“反港警”集会的申请，并指出此类集会是在支持违法行为。香港与澳门同为毗邻广东的特区，政治取态却大相径庭，澳门所谓安定繁荣与香港民变不断的背后，体现了政治稳定、身份认同和公民社会的差异，取决于两地各自的历史路径与地理状况，包括殖民过程、宗主国对暴动的反应及党化教育与否等诸多层面。
殖民过程
1842年、1860年和1898年，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先后签署《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大清先后先后割让的香港岛、九龙给英国，并租借新界99年，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标明中国在1997年合法的取得整个香港的主权；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人逐步在澳门定居下来，而葡萄牙取得澳门的方式是占据，既非租借，也非割让，1887年，清葡双方签订《和好通商条约》，葡国取得对澳门的管治权。
宗主国方面对移交之后的港澳走向亦有影响。17世纪，葡萄牙为了对抗西班牙与英国结盟，并向英国的工业品开放了市场。此时，在葡萄牙控制下的巴西黄金开发高潮兴起，但所得流入了王室而非商人口袋，在王室专制下，也并未作出财政改革，葡萄牙因而成了黄金漏斗，使英国迅速地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资本，而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英国较葡萄牙先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葡萄牙直到70年代前，依旧实施威权统治，继承其特质的殖民地澳门其管制方式也相对传统，例如推行博彩专营制，财政来源寄讬于博彩专营公司；放任社群分隔自治，任由殖民地阶层分化；出现抗议时单纯寄希望于武力压制，不做反向的反思与改革等，这些都限制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有效统治。
1974年康乃馨革命爆发，葡国政权更迭，对澳门迅速失去统治意志，甚至1975年主动提出归还澳门，但彼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未立即接盘。1976年，葡萄牙颁布《澳门组织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直接定义澳门为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而1999年向中国移交的即为澳门的治权。
而英国对中国议价能力高于葡国，中英移交香港是经过了几轮谈判，港英政府此时也推进了民主化改革：1982年区议会引入选举、1983年市政局选民资格扩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发布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1985年立法局引入间接选举等，香港人也希望参与谈判，本地知识份子提出“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等建议，因此，香港的《基本法》45条载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六十八条载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而澳门《基本法》相对应的47条和68条并没有相同港版基本法的“双普选”承诺。此外，香港廿三条立法在50万人游行反对下终止，而2009年澳门立法会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十年来，北京对澳门钳制较香港更紧，原本不活跃的的公民社会更加受限，批评政府的媒体及记者处在被抽广告乃至黑社会报复的阴影之下，近年还有越来越多的香港敏感人士被禁止入境澳门，包括脸部识别在内的监视技术和警察权力也迅速增长。
由此，移交之前的政治状况与基本法、国安法的订立影响移交以后两地的政治状况，澳门虽然在2000、2006、2007、2014年有规模不一的示威，但均为民生而非政治诉求，这与香港连绵的政治抗议明显不同。
宗主国对暴动的应对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澳门及香港陷入民生困局，中共在港澳团体及本土左翼组织借文革斗争手段，运用民怨策动暴动对冲殖民地政府，以“反殖爱国”的名义企图夺殖民地政府之权。
澳门一二‧三事件发生前，因葡国国力不继、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不多，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低，贪污盛行的结构性矛盾业已存在。结构性矛盾加之1966年12月的突发性的“氹仔事件”引爆了民怨。事情肇始于澳门外岛氹仔民间拟修建国小校舍，却受澳葡殖民政府阻挠，左派团体连续抗议遭新任澳督拒见。12月3日，警察到场驱赶示威者，加之总督府“扔细路落楼”（扔孩子下楼）的传言，警民冲突逐渐升级，当然傍晚澳葡政府宣布戒严，葡兵打死八人打伤二百多人，冲突由此持续。
面对澳门居民旷日持久的抗争、中共外交压力、解放军出动海陆两军围困澳门的战术，葡澳政府被迫妥协，翌年1月29日澳督签署“认罪书”（《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复》）作结，葡澳政府确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而葡国只是暂时管理澳门，并同意把澳门的亲台北力量驱逐出境至此。自1966年后，澳门已成为“半个解放区”，澳门的华人社会基本上由亲北京的力量所主导。
与澳门的原因类似，香港六七暴动亦有结构性原因，彼时香港人口增长迅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饥荒中冒险逃港者，港英政府未投入相匹配的资源纾困，公共资源因此供不应求。香港左派组织与中共在港组织利用民怨，准备如法炮制澳门经验，但港英政府用英军联合警察反扑，并得到各阶层香港人支援。事后，港英政府透过民政专员制度增加与民间的讲通，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上也有改进，促成70、80年代香港之稳定。1972年履新的总督麦理浩任内积极鼓励香港工业循多元化发展，并着手提升香港的工业技术水准，对香港产业转型贡献良多。
宗主国对暴动的应对由此成为日后产经结构走向的分水岭。香港自70、80年代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而澳门产业结构移交前后仍然为单一的博彩业，难以像前者形成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
党化教育
教科书作为教学活动的指定资料，对形塑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共自革命年代以来就极其重视宣传的作用，教科书自然不是党外之地，对澳门、香港等前殖民地，北京更重视中学教育对消弭抵触情绪，培植民族自豪感、认同感之作用。治权移交以后，澳门国民教育逐渐与中国趋同，教学中汉语拼音、普通话、简体字越来越多，87所大中小学升也都得挂国旗，相当学校多个科目甚至直接选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
早在2007年，教青局曾经着手编订统一的中学历史教材，借此以本土化的名义输送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落实一国两制，同年澳门也实施15年免费教育，除了10间未加入免费教育的私校，其他学校均直接受制于财政注资，在教材选用及课程设定上受制于政府，自主办学名存实亡；2019年，教青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编制国中及高中的中国历史科教材，次年起全面使用，合编即扩充澳门本土历史，史观论述仍以中共史观为基本盘。
相较于澳门，香港历史教科书自编教材，香港选用的教科书制度较澳门更灵活自由，教科书不以中共政治正确为标准，以初中历史教科书《新理念中国历史・甲部》为例，没有大谈特谈所谓的中共革命事迹，如秋收暴动、长征、中共七大等，对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也以较大篇幅介绍，直陈中共历史错误。
不过，2017年就任的林郑月娥在首份施政报告中要求所有中学2018-2019年开设独立的中国历史科，旨在重施12年因反对而搁置的国教科，落实北京强调的教育主权、思想回归，未来香港办学自主性不容乐观，港澳教科书攻防战也反衬出台湾新课纲把中国史纳入东亚脉络的思路何其必要。
因殖民路径及移交前殖民地既有状况，澳门与香港之间分别明显，而北京刻意扶植与称赞的“澳门模式”，其内涵指仅经济制度较中国城市不同，其余包括教育、文化、政制在内的面向不可以接受特殊性，以防八九事件或颜色革命借由特区传递至本土，且仅有的经济制度差异，也仰赖北京鼻息，由此定位“一国”下的“两制”。
澳门加上此前培植的浦东新区、深圳特区，三地仍无法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和中外桥梁的角色，后者可遇不可求，更讽刺的是，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本月16日将澳门信贷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降级原因正是澳门与中国内地在政治及经济等各方面日渐“同化（gradual convergence）”所致，这正是强化“一国”的恶果。在产业高度依赖博彩业、政制变革受限于北京、年青世代参政意识渐长的未来，“澳门模式”危险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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