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新闻》专访了今年83岁的香港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李怡，“反送中年青人整体来说那种勇气，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变成了一种超乎我们想像的智慧。”资料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0年2月26日讯】《立场新闻》专访了今年83岁的香港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李怡，以下为部分节录。据他所说，一日要吃几种药，降糖尿的、降这个那个的，还有安眠药。他经常说，打从年轻就已经睡不好，但他仍然一星期写出五篇报纸专栏，还有做港台的“一分钟阅读”。李怡上网阅读各种消息，热度不下于比其年轻的人。平时有一个泰佣煮食跟服侍他，除此之外，家里只有满屋书。
李怡的家人都在外国，而亡妻葬在加拿大，但他仍然一个人于香港奋斗。他说，其实到这个阶段，应该与家人在一起，写自己的回忆录。“当然离开香港，我仍然能写。”然而他放不下香港，便留下。他自述，从1981年香港前途问题以来，自己已是“爱港”，由当时起“对中国的感情已经很淡。”
几十年的悲观和积极
李怡常说自己悲观但积极。悲观是自80年代开始，他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一直说一直写，但是当时香港社会未准备好。
“当时很多人都不信，但行动没有。当时的人是不相信，但又觉得，可以如何？大家认为中国这股力量是不可抵抗，英国又放弃我们，谁能救你？等于你要嫁给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父母已经决定了，不去就挨饿，看看结婚之后老公会不会慢慢改变，会不会适应到。当然中英谈判尘埃落定之后，很多人就移民。”
“中国人有种难民的性格，有事就逃命，有压迫的时候不是反抗，有灾难不是救灾。没人讲我们要在这里抗争，或抗争会成功。当时有个地方来卖护照，叫汤加王国(The Kingdom of Tonga)，你也不知道是哪里吧？是一个太平洋西南部的小岛。当时南美、欧洲、新加坡，都来卖护照，当然新加坡的护照就应该比汤加王国的更贵。”
移民潮之后，当然是六四，整个香港的悲观达到了极点。“当时我们谈《基本法》，叫做basic bored，基本闷，讲到闷哂，很多人都觉得《基本法》保证不了，觉得香港就快死。”
其实香港“死”了三十几年
“是这样，所以《财富》那个封面说，香港已死……80年代，中国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之下，开始有自由化，很多讯息出来。贪污是有，但没后来那么明显。我虽然不看好，但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是可以的，因为比以前文革听来的东西，情况是比较好的……但六四带来一种新的转折，那种悲情、带来那种对民主的追求，香港人就觉得香港人要救香港，中国要实现民主，那香港就有民主了。本来一国两制不可相信，但如果争取到中国民主就行。你不要说这种想法荒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我对这个始终很怀疑。但你又不能不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无论你用什么口号来说。民主和建制的力量相较，民主力量还是比较可取，没有其他选择。当然这件事到03、04、05年就开始改变。”
03年大陆SARS感染香港，经济崩溃后，大陆开通了自由行，大量大陆人来到香港旅游。
中国人超出了世界的想像
“大量中国暴发户涌来香港之后，一切就改变。美国对中国由围堵政策，转为engagement之后，美国对中国是很有期待。他们都是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富起来，中产够多，这个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制度一定要改变。当然现在你看到……现在发现了不是。哈哈。因为有些事情你是想像不到。例如中国人富起来之后，他们不是搞一些制度出来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家人安全，而是将人和财产移居国外。我想世界上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建制人士和成功人士会这样，把东西都移去外国，国内就继续维持一个奴隶、专制的系统去剥削人，这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
说回这些悲凉的东西，更要积极，李怡咯咯地笑，但话锋一转：“有太多例子，中国的暴发户是恶劣过其他暴发户，世界都看到，所以就抵制了。”
接着本土运动就起来了，从D&G事件开始。2012年，有港人于D&G的海港城分店拍摄时，被保安驱赶，但大陆游客却被允许。本地人深感受歧视和压迫，因此引爆了一次针对D&G的集会。后来还有反水货的“光复行动”。
如果说“光复香港”，其实可以追溯到D&G等早期的本土运动。当然这些运动遭受过很多“不要歧视内地人”、“排外法西斯”的批评。李怡一直同情这些抗争者，对于“仇视中国人”的说法，李怡说：
“我想没人仇恨他们的。我的想法就是leave me alone啰，大家分开，你还你，我还我，有点区隔，我没有特别仇恨。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习性是这样，又能怎样。他随时吐痰，是习惯，不需要仇恨，但你最好不要搞我们。香港人就很简单，本土意识就是你不要搞我。你中国想怎样搞是你的事，但你不要搞我。”
“到现在，其实都没什么改变。因为共产党都有9千万人，他做事永远只是谈政治后果，不谈其它。你力量没法对比，更惨的是他完全不讲道理，这场仗怎么打？所以整个来说，我是悲观的。但不是悲观就不反抗，绝望不是等于人要放弃。我绝望了几十年的了。”
现在香港避不了政治 但几十年前港人不需要
“自古以来”港人其实都对民主没强烈欲望，为何到后来会强烈要求民主？李怡认为是六七暴动之后的本土意识。
“当时共产党在香港搞暴动，要反港英政权，港英当时是不认为他们会得到香港市民支持，他们觉得香港大部份人都是中国人。英国人不太管本地人的，《大清律例》准你纳妾，没所谓的，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中国老板刻薄员工，也没所谓的，何必搞什么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贪污就更没所谓，中国人就是贪污的嘛。所以英国人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管治的意识，直到67暴动，港督戴麟趾写给英国的信说，想不到会得到香港市民那么大的支持……
“所以67暴动真是很重要，现在我们讲麦理浩时代，其实很多事情由戴麟趾已经开始，已经启蒙，开始有初阶的本土意识。到1979年，中国通知麦理浩要收回香港，接着中英就开始谈判，香港的政治话题才由关注中国和台湾，变成关注香港前途，当时我们的杂志也是最关注中英谈判。”
香港自19世纪就接受英国管治，接受了西方文化，并且保留前现代的宽容环境。直至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进入世界，且以最大的幅度与香港融合，真相便出现在香港。作为最受冲击，失去了英治保护的香港，对中国的幻想破灭，本土的意识才再一次激发起来。
反送中爆发 改变对年青人的看法
李怡最在乎自由和个体，他支持不受主流欢迎的本土和年青人。反水货示威，他理解支持，表示：“水货蝗虫不是客，他们并未尊重我们的家是家或旅游景点观赏，纯粹只求货，不见得需双手将元朗奉上”。
2019年的“送中条例”前夕，李怡说“从那时开始，我对年青人的感觉就开始改变。你知道我一直都是很撑年青人，很撑他们的想法，但我过去的想法是，年轻人确实是我们的希望，他做错都不要紧，包容他，是这样的很平常的角度。但现在我看到，真是要献身的时候，他们是会出来。你看见他们的勇气和力量，你是只能由衷地敬佩。”
说到这里，李怡有点哽咽。“反送中年青人整体来说那种勇气，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变成了一种超乎我们想像的智慧，我对年青人的想法已改变了。苏格拉底有句说话，什么叫善良？他说善良就是智慧。有善良和正义的追求，那里就会启发你无限的智慧。当然另一句说话就是德国的哲学家Dietrich Bonhoeffer说的，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做事做得很蠢，那是道德上的缺憾；有些人那么叻，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善良的追求。以我几十年在新闻传播的经验，七日之内可以在全世界的大报章订到广告，设计、出稿、交付，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是零！不可能的。当然反送中不只这个，而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了可能。包括创作了那首歌（《愿荣光归香港》），有个台湾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他们搞了几十年的本土运动，却写不了这样一首歌出来呢？你从音乐、国歌的、动员力、军歌……各方面来看，那首歌真是上乘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去想，他们是有智慧，这是源于他们的正义感所激发出来。”
这些年来，香港是不是全方位向下？
“当香港受一个专一的权力去统治，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十分沉重，李怡觉得香港或港人有没有出路？
他沉思了一阵。“……香港人会有出路，但时间会相当长，不是短期可以做到。最主要取决于香港人自己本身，他的坚持和醒觉。”够不够醒觉？“已经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但对于对抗中国这样一个强权来说，是不够的，还要多方面努力的。现在看到很多方面啦，国际战线、经济战线、文化啦……选举都，多多少少，在体制下面，都是一种声音，但起不到决定作用。”
“现在反送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国际联系，超出所有人的想像，无得顶的。不论是文宣，各方面。在条例的咨询期，没人理的，外国也不理，现在不用花钱登报纸引起关注，整个世界的名记者都来采访。”
“陈方安生在BBC《Hard Talk》的对话，直程是精彩，没一个中国人可以这样回答问题。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像何韵诗黄之锋梁继平那样在美国国会说话，不是说中国人英文也说得不好，而是他们讲不到像我们的人。你看中国驻英大使，他英文说得不错的，但讲到像屎一样。一看就知道他胡言乱语，谎言，他整个mentality和观念都是受权力主导的。”
“我自己是觉得，香港人的自主意识，不会走回头；香港人对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会走回去中国人，不会走回去依附，不会。我们是由年青那代感染到上一代，不是，我老早就知道。年青人愿意为香港牺牲，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牺牲，我还有多少年命？他们有多少年命？他们不是更重要吗？他们更要为自己设想。他们都可以了，我们都应该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