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云南知青在北京天安门控诉抗议，要求返回城市老家。（网络图片）
上世纪60年代末的文革时期，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因在国内受“黑崽子”不公待遇，听信中共“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缅共的“革命”。但随着北京与缅甸政府关系改善，不再支持缅共，缅共转而“以毒养军”，知青开始大批退伍回国，他们的人生坎坷，下场悲惨。
近日，当年赴缅甸的知青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而且和缅共区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所谓的“解放区”一贫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缅共里的中国知青：被遗弃的青春
康国华原本是云南一个知青，在官方鼓动下，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士兵。他希望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双眼。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个盲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另一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但他说：“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王曦回国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王曦日记）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的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
这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面向东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五十人。”
打土豪分田地 “解放区”的人都跑了
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其它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
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
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战斗。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他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没有了知觉，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但无法忍受双眼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缅共“以毒养军”知青回国境遇凄惨
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共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此后，缅共开始走下坡路。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这之后，中共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
1984年，王曦厌倦了战争，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而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回到国内，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境遇凄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