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内务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重申对武汉肺炎疫情进行调查的要求（图片来源：ANDREW TAYLO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4月29日讯】近日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中共）追责索赔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响亮。那么，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向中共追责呢？
国际追责呼声越来越多
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星期一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他和其他22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蓬佩奥和巴尔，呼吁两人在国际法院向中国提出诉讼，使中国给全球带来的伤害负责。
4月21日，密苏里州政府向当地法院起诉中国政府处理疫情不力，导致该州承受庞大经济损失。
美国民间已经诉诸法律，要求中国赔偿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都有民众已经在起诉中国政府。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政府和民间人士近日也纷纷提出了向中共问责并要求索赔的要求。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 4月5日发布的报告说，疫情使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G7）造成约3.2万亿英镑的巨大损失。亨利·杰克逊学会还建议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法院、联合国常设仲裁法庭、香港法院、双边投资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渠道向中国索赔。
“中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他们手上沾了血”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James Kraska）对美国之音说，向中国问责并不是因为病毒在中国爆发，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时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并没有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
他说： “这不是因为那里爆发大流行病。大流行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即便是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做得完美，也可能发生大流行。问题在于中国有法律义务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保持透明。中国2005年参与制定《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部由约束力的条约，中国是缔约国之一。中国同意保持透明，并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信息。”
卡拉斯卡强调说，由于中国政府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缺乏在健康领域内的透明和合作，这延缓了各国对该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也延缓了他们的应对，让全世界因此而经历更大的风险。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中国早三个星期对新冠疫情作出行动，全球大流行可以减少95%。美国国会众议员班克斯在提出向中国索赔新冠疫情损失的议案中也引用了这项研究。
卡拉斯卡3月在美国军事博客“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发表文章列举了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试图向中国民众和世界隐瞒疫情的一系列做法。
他说，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中国农历新年庆祝前，疫情爆发的关键时候，中国媒体有意误导民众，让民众感到疫情不严重；中国打压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中国没有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人传人”以及医护人员传染的信息。
他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并没有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遏制疫情的发展，例如，在疫情爆发期间，中国没有阻止武汉人前往世界各地，相反，在美国政府2月2日宣布对中国断航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甚至指责美国“实在太不厚道”。另外中国还拒绝国际卫生专家第一时间赶往疫情的爆发地等。
克拉斯卡强调说，“他们（中国共产党）手上沾了血 。”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1日下午两点，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50万，死亡病例超过17万。美国的确诊病例升至788，920例。
克拉斯卡提到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2005年5月由196个国家共同通过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则，规定成员国在处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在高度传染性疾病的管理方面承担义务。值得提出的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在2003年SARS爆发后修订的。2002年到2003年，因为中国政府隐瞒萨斯疫情，导致病毒蔓延至 28个国家，774人死亡。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各成员国负有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监督并共享有关潜在爆发的的所有信息：“临床说明，实验室结果，风险来源和类型，人类病例和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条件以及所采用的卫生措施。”
问责是出于道义、全球治理以及未来的需要
迈克尔·奧斯林（Michael Auslin）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他 3 月31日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文章说，向中国问责是出于道义、全球治理以及未来的需要，世界必须确保中国政府为自己的过失负责。
奥斯林在文章中说，中国政府早期非但隐瞒疫情，在后期，还试图利用疫情来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地位。
他在文章中也列出了中国政府早期的一系列不作为和隐瞒的行为，他说：“多年来，中国一直标榜自己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但是，这场危机却让其展现了自己的本色。一个不能再否认的事实就是，习近平政权对世界构成威胁。正义要求人们对其危险和残酷的行为在道义上追究其责任”。
从全球治理方面来说，奥斯林认为，中共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全球的政治治理。他说，中国没有及时、准确地向国际卫生组织提供充分的信息，相反还有意误导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人传人”现象上的认知。他说，中共破坏自由国际体系并使全球机构屈服于其意志的做法绝不能够再被容忍。
奥斯林说，向中国追责也是为了防止未来大流行肆虐世界的事情重演。他说：“如果北京不用为未能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 说谎以及试图掩盖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而担负责任，或者更糟糕的是，北京因其行动而真正赢得全球的赞誉，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会在另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会觉得有必要对世界诚实，同样的致命惨剧也会重演。”
在中国的疫情缓解后，中国通过向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和派遣医疗援助队的方式，试图打造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把控制疫情打造成宣传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政治制度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案例。另外，中国还试图通过“病毒可能是美军投送”，“病毒源头不一定是武汉”等叙事方式来改写疫情的历史。
向中国索赔在法律上的可行性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卡拉斯卡说，中国虽然（编著：或许）不是故意要造成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但是中国政府的渎职做法确实导致了疫情在全球扩散。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相关责任条款，中国应该为新冠疫情中的不法行为负责，作出全面补偿。
不过，他又说，把中国告上国际法院，中国可以不应诉；把中国告上联合国常设仲裁法庭，中国也可能像对待南中国海争端案的裁决那样，直接无视国际法庭的判决，他认为最有效的问责方式是各国按照国际法的国家责任法来进行“自助”赔偿。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4月19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坚持要求对新冠病毒来源等问题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她还强调，世界需要中国对（新冠肺炎）信息保持“透明度”。美国也希望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组，调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