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反修例示威冲突中，以生命捍卫真相（图片来源：李智智/自由亚洲电台）
【看中国2020年5月20日讯】香港触发反修例运动至今十个月以来，记者采访时经常被警方称为“黑记”、遭受暴力对待、侵犯私隐、阻碍采访、甚至被捕，导致记者采访受威胁的风险愈来愈高，但有关投诉至今未有一宗成立。记者以生命捍卫真相，换来的是否只能够哑忍暴力？香港的第四权和新闻自由，是否已经走上末路呢？
警察：我为什么要协助你（记者）采访？你给我薪水呀？你支薪给我吗？
警察：你（记者）以为你真的有第四权呀？“黑记”！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2020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及排名，香港在全球排名较去年下跌7级，跌至历来最低第80位，原因是记者在去年的反修例运动中成为警暴目标，中催泪弹、胡椒喷剂、被警棍袭击等多不胜数，更至少有10名记者因采访而涉嫌阻差办公或暴动等罪名被捕。
人称“升哥”的《立场新闻》记者陈朗升就是当中例子之一，他于过去十个月在示威现场，多次因为采访问题与警察冲突，不仅遭受辱骂驱赶、中胡椒喷剂受伤；去年12月26日，他在大埔超级城直播示威活动期间被警员截查，随后该名警员将他的身份证和记者证在其直播镜头前展示，有侵犯他的私隐之嫌。
警员：再不合作我一定拘捕你，最后一次警告你。
陈朗升：我怎样不合作呢？
警员：你不要再挑衅！
陈朗升：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照做了
警员：你是否记者呀？
陈朗升：我是记者呀
警员：这是你的记者证呀？
陈朗升：你不要再在镜头展示（记者证）啦！
升哥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根据《警察通例》，警方是必须尽量满足传媒的采访要求，或者设立采访区让记者拍摄，但过去十个月至今，很明显看到警方并无做到相关要求，甚至有警员犯错，警队高层都未有对下属作出惩处，反而很多时指责记者阻碍执法，甚至煽动或意图制造混乱。
陈朗升说：当见到（警察）明显犯错，取去别人的身分证放在镜头前面之后，一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说法是同事太投入工作，我相信都已明白警察高层会如何帮你解画。警察使用一个对付黑社会，或者犯罪分子的方法去对付记者，这是很错的，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站在这里，我们是为了职责，我们的镜头是记录真相或者历史的一部分，并非你用警棍、胡椒喷雾，或者来骂我们几句，很大声呼喝我们，我们便会走，是不会的。
“升哥”称，其实很多记者行家都没有特别政治立场，大家都只是想尽快完成采访工作，故记者一向会配合警方安排，而现场警员亦会让记者“行个方便”，会互相合作和体谅，但这场反修例运动将警察与传媒建立的良好关系和互信，一刹那全然斩断，升哥坦言至今仍然觉得很可惜。
他举例说，去年5月，即触发反修例运动之前，他曾与一班记者行家与当时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等人踢足球和烧烤，关系融洽，但由6.12开始，大家已再没刻意联络。而他以往甚少担心采访风险，现在却像在大陆采访一样，被人遮挡镜头、被打、撞，甚至要有心理准备被捕。
陈朗升说：由6月9日至12日，见到有警察蓄意用胡椒喷剂射记者，有“记你老母”，已无法回头了。我是已经要告诉所有家人，如果警察来搜屋会怎样？我被人拘捕了会怎样？你不知道会在一个什么情景下，会触碰到哪条线而他们会拘捕你。
警暴无休止，记者亦追究无门，警察与传媒的关系愈拗愈僵，回归以来首次出现“警媒冷战”。在此僵局下，警方与传媒合作的情况愈来愈少，甚至在示威现场自己做直播。
根据香港警察的脸书专页，由去年12月开始，警方在示威现场共进行了约20次直播，并由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刘肇邦和督察邹昊亨，仿效记者在现场作出即时评述。记者翻看过该些警察直播片段，很多画面都是近距离拍摄记者、市民和受查人士，但没有拍摄到警察行使武力的情形，而警察作评述时，都经常把“暴徒”两个字挂在嘴边。
警察直播：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脸书直播，我是公共关系科督察邹昊亨，今日（1月19日）较早前，有暴徒将我身后、即镜头前面拍摄到的这些垃圾桶推出弥敦道堵路，过程中有人跟他们争执，之后这些暴徒袭击了市民……
“升哥”认为，警察自己做现场直播评述示威情况，反映警方不信任传媒，连建制派媒体都不相信，要用自己人做传媒才会相信。他又提醒市民，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并非只靠记者捍卫，当失去新闻资讯自由，涉及的不只限于政治问题，对整个社会都会岌岌可危。
陈朗升说：新闻自由并非只由记者去争取，不能够靠我们在前面中胡椒喷剂、被警察推，不怕被警察拘捕、检控便争取到，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角色，但是市民和舆论都要提醒警察，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过份，如果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一直恶劣下去的话，那些（对香港的）评级，那些信贷评级，那些自由指数一直下跌，其实你会看见不是没有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亦表示，文明开放的社会，都会认同新闻机构、传媒是第四权、监察者的角色，但近年记者采访的空间愈来愈窄，特别是在反修例运动中，明显看到记者因为监察政府和警暴行为，遭到政府以至整个警队敌视，甚至遇袭和被捕。该协会曾就记者遭到警暴问题，向监警会作出27宗正式投诉，但至今连一宗都未获得成立，而协会其后再收到30多宗个案投诉，现已纪录在案。
杨健兴说：我们相信警队中是很愤怒，认为很不公平，传媒什么都拍摄，对他们相当不利，到了去年反修例运动更明显，现时较2014年（占领运动）多了很多各式各样媒体，有很多直播、公民记者、学生记者、网媒，更加将现场情况、警方滥权、违规违法的情况直接播出。在这情况下，（警方）更会觉得传媒对他们不利，亦会认为传媒偏帮示威者，有所谓“黄媒”、“黑记”，针对记者、媒体和个别媒体愈来愈严重。在这情况下，可看到采访环境、新闻自由环境，愈来愈差，亦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人，特首以至其班子有决心和意愿约制警队。
近日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突然被当局抽秤，其创办的《苹果日报》亦因为广告封杀而宣布告急，引来各界关注香港传媒遭到更多方面的打压。
杨健兴指出，自20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对香港的收紧程度和速度都加大了，之后前特首梁振英亦将港独问题无限扩大，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传媒是首当其冲，导致香港的媒体被中共渗透，或被中联办在背后干预报道，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已不介意公开他们的干预做法。
杨健兴说：我们在报道和处理新闻报道上会看到一些痕迹，可谓“西环干预”、“指示”、“提示”如何处理，港台（被干预）的情况是很清楚，我相信他们（中联办）都会这样对其他媒体。未来的空间会否再收细已很难说，如果完全灭声，香港都会变成不一样的地方，香港最特别之处在于有不同声音，说什么都可以，但已经有很多人不敢发声。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亦认为，今场反修例运动的采访，跟在大陆采访无异，令人觉得很可悲，记者只能在整个地雷阵中小心走位和隐藏，继续谨守岗位，他相信北京和特区政府会继续用各种方式打压传媒。
吕秉权说：种种的（警暴）情况就是不容许你采访，见记者便拘捕，当你是敌人般对待，可悲的是这里是香港，但是变成了大陆，我们要用大陆走难、被拘捕的方法在香港行事，这是很可悲。
吕秉权又质疑警方作为执法者去评述示威活动，可能会造成未审先判。
吕秉权说：（警方）在舆论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希望可以用多点方式抢回民意，包括自己进行直播，以及有时会利用多些独家的说法等等，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补于事。其实由于你是一个执法工具，亦都是可以提出检控的部门，你这些举动会否妨碍司法公正？有否机会是未审先判？
过去在反修例示威冲突中，记者采访时经常被警察驱赶。（李智智摄于中环/2019年11月11日）
过去在反修例示威冲突中，记者采访时经常被警察驱赶。（李智智摄于中环/2019年11月11日）
法政汇思成员、大律师苏俊文亦向本台指出，警方即时在脸书直播示威片段的做法值得商榷，最令人忧虑是这些片段会否被用作呈堂证供，而且警察的评述，会否影响陪审团的决定，可能对被告人造成不公平审讯。
苏俊文说：一个人就算犯法，他有没有犯法，最后由法庭判决，而判决前必须要有一个公平审讯程序，但如果你将片段即时放上公众平台，而警方加插了很多他们的个人意见，例如他们（警方）评语和评述一定称这些人是“暴徒”，“现在警方已经拘捕了这些暴徒了”，在这情况下，这个人有没有罪，已等于未审先判。
苏俊文续强调，警察虽然有言论自由，但作为有公权力的执法者，必须要保持中立，但在直播中作出那么多评论的话，明显已失去了中立性。
本台曾追问警方的直播片段，会否被用作检控等，警察公共关系科未有正面回应。至于反修例运动期间传媒投诉警察的数字，警察公共关系科亦指没有相关类别的纪录，整体而言，由2019年6月1日至今年3月31日，投诉警察课共收到2,957宗投诉警察个案，当中的指控包括“行为不当”、“疏忽职守”及“不礼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