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怎能成为疫情之下中国的“主流经济”？（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6月4日讯】一、中国摊贩的黄金时代？
前不久的疫情中期，领导带头冒险下馆子，引来一波官员吃喝秀；这几天的后疫时代，从成都首开路边摊到全国首肯地摊经济，各地又来了一波“地摊秀”。这一波上下大合唱下来，中国街头宛若梦回80年代。这正是：臭豆腐西施卖颜值，高富帅残疾赚斗金。过街老鼠翻身日，城管跪地求爷声——中国摊贩的高潮来了吗？答曰：似也，非也。
《中国日报网》6月2日刊登一篇文章：“做大做强夜经济 培育激发新活力 为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的文章，仅题目已经道尽了地摊经济的所有内涵。
无可否认的是，地摊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是民营经济，从要素构成上看完全是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其中难免存在“新动能”因子，所以对这一次的经济原生态回归政策，持肯定和赞赏态度，但也要看到负面底色：
1、政策出台并非主动，而是经济、就业和稳定形势倒逼，没有法律可循，故要明白政策的随机性和脆弱性。
2、需建法立制，防止出现层层加压、行政表功、基层作秀和虚假繁荣等假大空和一阵风现象。
3、地摊经济以夜经济为主，是产业降级和消费降级至市场雏形的“赶大集”，无法创造增量财富。说白了就是业余经济，不能美化为“主流经济”或“创新经济”。
4、对多数别无选择的地摊从业者来说，应拨开虚幻的迷雾，认清自身处境，踏实经营的同时，胸怀梦想和追求，早日步入更高人生境界（少数有钱玩家另议）。
5、地摊经济发挥市场活力同时，还要合理规划路边摊区域，科学管理，谨防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城市环境重蹈脏乱差覆辙。
6、从严控到跪求，城管也面临突如其来的转型难题。是否需要重新定位，调整（精减）编制？如何防止“强迫摆摊”的另一种极端情况发生？
7、对于地摊从业者中的隐形失业问题，相关部门是否应该正视，并发放失业救济补助？
8、“千元指数”也好，地摊经济也罢，其实是与从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2020年“底限思维”下“不设经济增长率” 一脉相承的产业降级和经济返祖现象。骨感的是，这一波地摊繁华甚至难称就业，妄论创新了。
二、受宏观经济、疫情和国际经贸环境恶化影响
经过四十年积淀，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经贸体系进行产品和服务交换的外向型国家。持续多年的国际产业重心转移，多年未果的内需建设和产业重塑，加之疫情对国际产业链的冲击，共同导致中国经济状况处于改开以来最低位。
传统的经济“三驾马车”之内需（国民均富不足，始终未成型）、出口（产业低端，对外依赖度高）、投资（政府基建投资为主）全部熄火，工业、城市就业岗位骤减，刚刚走出家门的外来人员随即又向农村和原籍回流。巨大的流动人口和就业压力，又传导为社会稳定压力。
官方的央视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明确今明两年每年培训农民工700万人次以上。培训对象包括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等。这是与城市地摊经济相呼应的、以农村多余劳动力为主体的职业培训，至于多少人入训，技术提升几何，就业情况如何，恐需另行观察。
进退维谷，如何是好？城市路边摊，就是“就地稳定”的救急之策。可以暂缓一时，但非一劳永逸之计。
三、“六保”是否多年来民营经济式微的结果？
虽然国与民、进或退不断较量的情况一直存在，理论界也一直存此争论，如朗顾之争，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亲和友好一直强于民营企业则是不争的事实。改良版的国有经济，虽然有了董事会、股份和上市等现代公司的衣装，但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产出效率与投入严重不符，科技创新不足（如一汽，400亿搞不出自己的轿车），从未摆脱“大锅饭”的窠臼，且贪腐层出不穷，已成为发展的拖累。至于疫情下的公立医院的主力军表现，也是因为在民营医院没有市场空间和没有参与权利的前提下，才得以独领风骚，并非民营医院不能为之。
难得的是，在国有和外资（近十年外资持续变弱）的夹缝之中，民营经济仍能基本处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曲线中，说明其生命力之强，待发挥空间之大，令人遐想。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对全社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远在世纪之初，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利好不断释放，中国经济保持了一波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自2008奥运止（2008年9.36%，2009年9.21%）。之前的政策基调是宏观调控，是防过热、降温、防通胀。2009年之后，政府主导下的“四万亿经济刺激”出台，政策基调调整为“保八”，再后来，降为“稳增长”，到现在，降为“六保”，已降无可降。
当下就业岗位骤然减少，表象是贸易争端和疫情冲击，实则是民营经济式微的直接反应。同时发生的还有财政税费压力，也在等待民营经济来造血补救。至于社会稳定，想必有更多人比笔者我更着急。
如果说2009年的“四万亿”是润物无声，标志着民营经济步入收缩周期，那么2017年“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就是集结号角，民营经济生命力再强，也无法跳出“国有为主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掌心，于是就再也无法避免整体不振的现实了。
若非出于经济主动权掌控之虑，那么“国有主导”这个既有定位，是否也已到了适时调整、全面放开民营的时候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