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热血青年女学生，投向延安，成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文革开始时，聂无梓已经升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不久，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首次锒铛入狱。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有资料说她已在1994年死亡。
北师大谭厚兰（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1965年作为调干生到北师政教系学习。她是文革期间砸烂曲阜孔庙的主要人物。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妇产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时年45岁，没有结婚。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得病这件事情。有资料说，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谭厚兰做出作“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的结论。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说这些就显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抛头露面，拉起队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北航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清华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他的行为给毛泽东出台“我的一张大字报”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还要为“清华百日武斗”负主要责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五个“文革”学生领袖的命运应该说毫无例外，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侯，必需随时为任何时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牺牲，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命运不会引起人丝毫的怜悯，人的生命价值低下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时代与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害人如害己，此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