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大字报，揭发我“公然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网络图片）
如梦令･春早
万紫千红春早，蝶舞鸟鸣鱼跳。摇曳遇骄风，一夜叶黄花老。青草，青草，折断楚腰多少？
“反右”步伐踏进新疆，要迟三个月到半年；内地运动如火如荼，右派纷纷中弹落马，新疆依旧云淡风轻，大地一片安宁。
我所在的可可托海矿务局，位于北疆阿尔泰山脉，离苏蒙边境不远；我工作的大水电站勘探队，位于全国最寒冷的海子口，冬季气温可低达零下五十一度。北疆无春，夏日即春。每年五月，残雪消溶，气候回暖，原野披绿，但早晚依旧很冷，北疆一年四季离不开棉衣。山中六月，与内地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相似。
我上班下班，有说有笑，生活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但内心却很不平静。从报章杂志，从有线无线广播，从人们小心翼翼的交谈，从有形无形的高压气氛中，感到灾难正步步逼近。眼看一场狂风暴雨即将席卷而来，人们心中莫不惶惶然，谁也料不到自己能否逃脱这次劫难？好在身居边疆，远离旋风中心，有幸目睹那些不久前因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而身陷重围的前车之鉴，从而下定决心，咬紧牙关，闭紧嘴唇，但仍然没有逃脱戴帽的厄运。新疆揪出来的人都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份子。
七十修书百感沉，挤干血泪滴成文。如今泉眼已枯竭，不怕三更鬼上门。（图片：作者提供）
一九五七年对可可托海大水电站勘探队来说，可谓多事之秋。三年勘探接近尾声，正式施工即将来临，一批批水文资料和地质图表，不断送往北京中央电力设计院。中外专家频频光临，参观访问、视察汇报、以及专项研讨活动，比往年大为增多。一位苏联专家听了汇报，大皱眉头：“你们是在做黄金电站！”我们面面相觑，无可解释。把发电厂房建在远离坝址的地下，乃设计院的精心之作，我们的意见提上去只当耳边风。设计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管勘探；提供水文地质资料，绘制地形地貌图表，日常任务主要是在河床上钻眼，提取岩芯，收集资料。一些追加的钻探任务，来得急如星火，使人手忙脚乱。大队长刘履中发牢骚：“河床钻成麻子，还要钻！把钻机撤走干脆挖坑算了。”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之多，忙得人气都喘不过来。此时正逢“国际地球物理年”，老天也来凑热闹，几乎不下雨的北疆夏季水势异常汹涌，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沼泽草原，成了一片泽国，来往的汽车只得绕道高处，在临时修筑的公路上缓慢行驶。河床两岸的树木，主干全淹在水里，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低矮的灌木丛。栖息在林中的野鸭，时而凌空飞翔，时而水面游弋，这些冬去夏来的候鸟，年复一年在此栖息繁衍，几年之后再次飞来，这熟悉的家园将有巨大的变化；一座烟波浩淼的人工湖泊，像晶莹的蓝宝石嵌在雄伟的阿尔泰山脉上。钻机密布的峡谷口，隆隆的金属撞击声伴随奔腾咆哮的河水，正鸣奏一支向水电进军的序曲。一座巍峨的水泥大坝将在此处矗立，把额尔齐斯河拦腰斩断。从这里送出的电力将把矿区照得通明，那将是诗人《街灯》的地上重现，是“银河落九天”的灿烂辉煌。
三厂房那边传来消息，工地的一座木桥被洪水冲垮了，另一座也岌岌可危。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每星期四下午的半天读报学习，雷打不动，压倒一切。
十一月初，在勘探队野外办公室，轮到我读报。那天念的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团长毛泽东，副团长宋庆龄，以及其他中央首长。按照惯例，念完一篇接着轮流发言，畅谈各自的感想。数月来，我们读报的内容都是内地整风反右；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有罪者言者有罪”、到“右派份子倡狂进攻”、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面对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演变，我不断告诫自己，千万要管好这张嘴巴！
那天我的发言大意是：“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经历极其不凡，富有传奇色彩。她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在代表团中任副团长，排名仅次毛主席，名列第二，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我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无话找话。我们这些人，都是政治学习所锻练出来的发言好手，出语精彩热烈，实际空洞无物。以我的发言为例：
宋庆龄为国父夫人，年青时跟随孙先生为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奋斗。孙先生逝世后几十年，继承遗志，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坚持进步，矢志不渝。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然“经历不平凡”、“富有传奇色彩”、“威信很高”。她在代表团中任副团长，名列第二，报纸铅字印得清清楚楚，谁也不会看成名列第三或第四。能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盛典，当然“了不起”。
总之，我说的都是废话，其他人说的又何尝不是废话。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宝贵时间，不得不花在精心研究如何在开会中以废话应付差事。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生命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说废话、听废话、找废话、为找不到废话而伤脑筋中度过的。恰恰就是这几句废话，将我推上反右的审判台。
反右开始，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两腿软得要瘫下来。我强作镇定，抬头望墙。这两张大字报都可致人于死地。
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着打四个惊叹号。这张贴在进门处，特别醒目。内容是揭发我在办公室念报纸，“公然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
另一张是漫画，标题“何日君再来”。在画中，一个贼一样的人把耳朵贴近收音机，喇叭放出的音波上，写的“美国之音”“敌台广播”。“贼一样的人”不用问，写的鄙人大名。此画构思不错，不过字和画，不敢恭维，小学水准。
揭发“性关系”的小青年，圆圆的脸，老实巴巴，二十不到，新疆汉族，是不久前从工人中抽调上来的临时办事员，协助计划员赵善斋搞抄抄写写的事务工作。在我印象中，他工作很勤奋，整天埋头苦干，从不和人扯闲谈，待人客客气气，话语也不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陷害我？即使他受到某种压力，也不能昧了良心置我于死地。
反右的第一次会在书记办公室举行，美其名为“团支部会”。到会的除团员外还有党员和一些领导。我看到一矿老领导、党委监委书记孙振东大驾光临，感到今天的会不平常。在会上，他们的发言，词语委婉，态度温和，对我依然同志、同志地称呼。不过从他们异样的脸色和做作的表情，我看到隐伏的杀机。支部书记孙宝珠说：“群众揭发的问题，只要能承认，能认识，还是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还是好干部，好同志。”
经过肃反，我对欺瞒哄诈深有领教，这一手我看得太清楚了。这种钓鱼上钩的把戏只能哄三岁小孩，我宁可不当“好同志”，这“性关系”之类的无耻谎言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于是小会没开三天，转入批斗大会。
“你是否真的听到我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这句话？”在批斗大会上，我抑制心中的怒火，质问这个小青年：“如果不是我说的，而是你编的，你得要负污蔑伟大领袖的全部责任！”
“从你的发言，我看你就是有这个意思。你说到宋庆龄的名字跟在毛主席的后面，露出一付邪恶的笑脸。”在我的目光注视下，他避开我的视线，低头嗫嚅。
“我说话的意思原来是你用眼睛看到的，而不是耳朵听到的！这只能说明是你自己有这个邪恶念头！你有个龌龊的大脑，才有这个龌龊的思想！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你！而不是我！”我大声反驳。
他无言以对。
“我听到你就是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的关系’！”
这个有很重湖南口音的发言人叫周国荃，也是那个揭发我偷听敌台广播的漫画作者。他和我年龄相近，同在一个团支部。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把他连同他的女朋友牛建秀一道请来家里作客，并以酒饭招待。我真的把他当成了“同志加朋友”。
“我、我、我也听到说了这句话！”
这个发言的人是计划员赵善斋，也是湖南人，但说话的语气没有他的老乡那么理直气壮。在批斗会上，每当我们的目光不期相遇，他立即垂下眼皮。他是个有家室儿女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为人胆小怕事，言谈十分谨慎，但对我倒不存芥蒂。平时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只要丢出一两句，他准保当右派，那么他一家老小即刻陷于灭顶之灾。我可以宽慰地说，我没有“投桃报李”。我认为政治运动本身就是荒谬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是狗与狗的互咬。如果命中注定要入地狱，我一人单独走去，不需要拉人陪伴。
“还有谁听到我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这句话？”我平心静气问道。
没有人回答。
“请问你们三位，我既然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当时为什么不驳斥？毛主席受到如此恶毒攻击，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捍卫？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造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举报？你们不驳斥、不捍卫、不举报，说明什么？说明我根本没有说这句话，说明这根本是捏造，说明你们的捏造水准低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天读报，在坐的有你支部书记孙宝珠，有你保卫干事李玉洪，有你工会主席刘根宝，有你值班员余能和，有你库房主任宋金玉，还有你副大队长牛进才，你们都是党员，当时都在场，都在听我读报，我若真的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当时不驳斥，事后不反映，难道说你们的党性都没有了？”
会场沉默一阵。
“这句话，我木听到。木听到就是木听到，不能瞎赖人。”牛队长到底还有老牛的憨厚，终于打破沉默说出了一句公道话。
全场鸦雀无声。
反右第一回合我没有被揪住，没被揪住不是我有什么本领，而是他们编造的这顶帽子太大。若真的扣下来，大批人要和我一起倒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