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管控在“学朝鲜”的道路上狂奔(图)

2020-08-22 07:44 作者: 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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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监控互联网 封锁信息
中共监控互联网(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0年8月22日讯】华盛顿—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再次对网络平台出手,此次整顿重点是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中共在2003年定下政治上“学朝鲜”的基调后,对互联网管控的力度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国家网信办,此次集中整治将重点聚焦六大任务:一是集中整治商业网站平台、手机浏览器、“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非合规稿源问题;二是规范移动应用商店境内新闻类APP审核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社交平台社区规则,加强社交平台运营管理;四是规范商业网站平台热点榜单运营管理;五是加强网络名人参与论坛、讲坛、讲座、年会、报告会、研讨会等网络活动管理,规范相关活动网上直播;六是优化改进移动新闻客户端和公众账号正能量传播。

紧接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便又出现了一波大清洗,许多人在微博微信的账号被封。由于此次针对自媒体,所有谈论新闻、时政之类的账号几乎都被封杀

一位参加了网信办此次会议的人在朋友圈透露:“接下来自媒体的日子越发难过了,按规定,几乎什么都不可以发,不允许转载官方媒体新闻,不允许报道突发事件,不允许发布房地产负面信息,连预估房价走势都不允许。归根结底就是什么都不能发。”

这一轮封杀,再次引发网民对言论自由封杀的不满,并怀念起之前互联网平台起初的自由之风,从早期的“法外之地”到如今的“寸草不生”,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的背后却是中共网络审查的历史。

2003年,是维权元年,也是网络严控的开始

对于此次出现的对“自媒体”的大清洗,滕彪一点不吃惊。他说:“整个来说它是要控制舆论、控制信息,如果民间讨论的信息是在官方传统控制之外的,它的基础就受到侵蚀了,这是它根本的考虑。”滕彪说,其实首先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就出台不少规定进行审查和过滤,包括建防火墙,互联网进入中国不久就开始建立防火墙的。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越来越快,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管理也是一步一步跟上。不过,滕彪认为,如今的管控与起初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时隔多年,已在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依然会怀念北大BBS“一塌糊涂”起初的自由之风。

“一塌糊涂”是北大物理学研究生吴涛1999年9月,为庆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楼通网而搭建的BBS,取北大一塔(博雅塔)湖(未名湖)图(北大图书馆)的谐音,到2004年9月被迫关闭的时候,它是教育网上线平均人数最多的BBS,其中公民生活、反谣言中心、台海观察、人权研究等版块,成为当时最活跃的版块。当时有人调侃:“自从有了一塌糊涂,北大同学的生活就焕然一新了。”很多人在这里找到同道,滕彪也一样。当时,他最喜欢到公民生活版块,在那里讨论时政和时事热点,那个时候谁都可以注册谁都可以进来参加讨论,“人气越来越旺。”

“一塌糊涂”的辉煌时期可以说是2003年,这一年的4月,孙志刚事件因《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而爆发,公民生活版也推出了"由孙志刚之死看暂住证制度"在线论坛,在这里发言的人有不久之后上书人大请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北大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

滕彪回忆,当时在“一塌糊涂”上很多人发信息,从各个方面讨论收容遣送制度,还有发挖沙子的照片,很多是传统媒体没有报道的内容,非常自由,没有删帖的情况。滕彪还记得,当时不仅是在北大的“一塌糊涂”上激起激烈的讨论,其他论坛,如清华的水木清华、关天茶舍等论坛,也都在讨论这件事。

孙志刚事件经网络发酵,引起全国民众的激烈反应,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8月1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由下而上废除的法律,也是唯一一次。而互联网对信息和舆情的传播、制造话题、带动公共讨论的作用也第一次成功显现在中国民众面前。

滕彪回忆说,2003年不仅是孙志刚事件,还有其他事件,比如Sars,湖南教师黄静案等,当时在网络上都讨论得很激烈,民间舆情强烈,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2003年也被称为维权运动元年,而互联网在其中功不可没:这一年,中国民众学会了通过网络来维权,通过网络得到舆情的关注。

但是,转折也发生在2003年。滕彪回忆,推出“由孙志刚之死看暂住证制度”在线论坛和Sars讨论论坛没多久,5月4日,“一塌糊涂”发出公告,称由于公民生活和三角地“没有做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所以这两个版块暂停。此后,“一塌糊涂”设立了观察员,可以直接删除敏感文章。但这并没有阻止它被关闭的命运,一年后的2004年5月“一塌糊涂”被彻底关闭,离它五岁生日仅差几天。滕彪说:“他们的反应还是蛮快的。”

胡温新政背后的“学朝鲜”

《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及前总编辑程益中与滕彪有着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互联网平台如今的局面早在2003年就开始形成,现在不过是老调重弹,是一轮又一轮打击之后的结果。这一次,把自媒体纳入管理,不过是重申,这就像严打似的,要把这个效果做给上面的人看而已。

程益中还进一步指出,2003年不仅是中国互联网的转折,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他说,2002年10月,胡温上台,当时宣传是“胡温新政”,这是当时新华社用的词,把胡锦涛温家宝上台,理解成中国要启动政改,这在当时有这么一种宣传。因为江泽民执政14年,很多人骂他,说做了14年,也不政改也不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胡温上台了,给人感觉要把中断的政治改革重新续上的感觉。《新京报》的诞生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国家要政改,《新京报》就是趁着这个大背景上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程益中说:“我为什么会印象强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2003年10月份的时候,南都案开始爆发了。南都案前期,也就是2003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七月之前吧,所有的外网都是能上的,当时很多论坛、社区都是很开放的。南都案一爆发,我就忙着南都案的事情,我是2004年3月19日进去的(注:因南都案,程益中于2003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4月1日逮捕。此案被认为是《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和SARS事件的报道而引起的报复。),在这之前,我们南都利用媒体互联网发出了很多声音,利用互联网串联和各种反抗,还有和外网的各种联系,2004年8月份,我出来的时候,所有之前的网站全部上不去了,前后有半年的时间,所有的外网都上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说中国的防火墙已经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程益中说,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当局还有些迟疑,觉得互联网管不住,只要把传统媒体管住就行,然而,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SARS、南都案等一系列事件让当局发现互联网的影响力更大,必须管。于是必须改变这个局面,这个局面的转变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

程益中回忆说,这些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他回忆说,当时江泽民给胡锦涛写了一封信,当时我还在办新京报,所以我得到了这封信的传达。大概是2003年国庆节前后,时间有些记不清,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胡温上台一年,成绩不少,取得了不错的开局,但是,接下来这个但是就厉害了,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利用“胡温新政”这个口号,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自由知识分子提出政改的主张,他们提出这个主张实际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为六四平反,这是很关键,警告胡温政府不要被利用,要防止这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胡锦涛在这封信中有很长的批示,胡锦涛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胡锦涛的“学朝鲜”就是这么来的,胡锦涛批示就是说,朝鲜经济上困难不少,但政治上有很多不错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就是说它的政治是正确的,这个批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就是要四个坚持,尤其是要坚持他的领导,不能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江山断送在我们手中,不能被自由化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潮所绑架。

因此,程益中认为,如今网络管控出现这个局面早在2003年就定下基调了,只是后来不断重申、不断强化。

习近平时代网络加速朝鲜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平面媒体和网络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卢雪松停课事件、王天成告周叶中抄袭案、北大人事改革事件、声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汶川地震、08宪章、北京奥运、温州动车事故等等,在互联网各个平台上激起激烈的讨论,维权人士也用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平台进行维权,在网络和社会上形成大的热点。滕彪认为,这些时事热点和网络事件都对官方的宣传系统、信息控制系统构成了挑战,虽然不是直接的,但这些都会让当局考虑网络设置话题的能力,形成民间舆论的能力的,从而制定应对之策进行管控,像防火墙、绿坝、还有vpn越来越难,把facebook推特赶出去等等。滕彪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管控也一步一步升级,因言获罪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不过,滕彪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网络管控的力度明显增强。他说,中国政府面对互联网的,是一直非常警惕,不过在江胡时期,影响没这么大,无论是BBS还是微博,这些平台的影响不足以威胁到当局的政权,其次,一些话语,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话语,也是当局推行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相对于习近平的时代,打压得比较轻。但现在情况明显不同,习近平上台之后,互联网、社交媒体、NGO组织、维权运动、教会、新闻媒体等等,都逐一打压,打压所有的自由力量,所以对网络的监控也越来越严格不足为奇。背后的原因就是考虑到互联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威胁,不管实际威胁怎么样,但当局看来这是直接重大的威胁。

不可能的任务:枪口抬高一寸

作为一位老媒体人,程益中说,其实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只是力度更大了。“对媒体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宽松过,我在做总编的时候也没有宽松过,只不过后来它的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到位,越来越制度化、架构化,并且是规模化。”因此,他认为,做自媒体在中国其实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

曾在中国做过十年审查和审查相关工作的刘力朋也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审查越来越严格,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审核员仅仅是私企的内部工作,内部管理也稍微轻松,但如今的审查,各种权利部门都有权力审查,有很多直接是网警审查。此外,不仅审查越来越严格,对审查员的控制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个审查员后面都有监控,且一些大的操作基本由两人完成,所有的资料文档都有数字指纹,几乎不太可能想起初那样“枪口抬高一寸”或是“睁只眼闭只眼”,更不可能把审查的资料和规则传到外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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