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艺术自然可以表达世俗生活，但是不能流于低俗。（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灿烂辉煌的文艺复兴可谓是西方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了，其影响之深远，犹如历史篇章里的黄钟大吕，震古烁今。本次人类文明中的美术在文艺复兴时期走向成熟，并对其后两百年的西方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之后的两百年却是各类相生相克因素处于激烈而又微妙的冲突下，阴阳平衡被逐步打破的阶段，所涉及因素之庞杂、其背后范围之深远，绝非笔者一两篇文章所能讲得清楚的。因此，本文只是根据个人粗浅的理解，从几个方面简单地谈一谈当时西方美术的大致情况，以及这段历史带给人的一些启示。
科学思想的蔓延与宗教信仰的衰弱
之所以要谈一谈科学，是因为美术史上无论是新颜料的发明、调色液的使用，还是艺术理论的更新，亦或美术主题的变化都与之相关。在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科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因为古人的头脑里普遍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意识，即使有也只限于极少数人，这也就造成了当时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类似今天的科研环境。在和平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是平静地过日子、做传统工作以及去教堂充实信仰等等与现代科学完全无关之事。但在宗教改革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新教由于在教义上绕开了教廷，强调个体与上帝直接的关系，自然希望信徒们都有能力自行阅读《圣经》，而不是通过神职人员讲授。然而在十六世纪遍地文盲的欧洲各国，并没有多少人有能力读书识字。因此，新教国家就从教育入手，致力于提高民众的识字率，以便他们能读懂《圣经》。
国民识字率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造就出了更多的知识份子，而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虔诚的信徒一生追求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此向世人证明神的创造是多么伟大。其实，这种向外求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原始基督教内修的原则了，但它却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一代代科学家因此而不懈努力，推动了科学的迅速发展。
新教民众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让天主教倍感压力。如果随处可见新教知识份子口若悬河地论述新教有多么优秀，那么天主教如何在吸引信徒方面不处于劣势？于是在天主教高层的授意下，建立于十六世纪，用来对付宗教改革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便发挥作用，也开始大力办学，培养效忠教廷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势力的知识份子。这些举动同样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当信仰处于比较纯正的状态时，科学发展的本身未必会破坏信仰。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并没有因为科学知识丰富就不再信神。而当信仰已经不纯的时候，一旦有其它因素掺杂进来，就可能造成对信仰的进一步破坏。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科学实验结果的公布与发表，让人们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这导致人真正的信仰逐渐被科学所取代，而宗教则慢慢被视为一种人类文明、社会学概念中的东西。
人心的变化和宗教的衰弱与宗教教义本身也有直接关系。从细节上可以发现，当时不少科学研究推翻的并不是基督教核心思想，而是一些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神学理论。举个例子，比如基督教神学里有不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论。当从比萨斜塔（Tower of Pisa）上同时扔下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球同时落地的事实，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理论时，就引起了一些人对神学的怀疑，进而引发出对神是否存在的诘问。
但是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可不是基督教徒，他是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那个时代的人物，他死后三百多年耶稣才降生，耶稣离世后才由门徒建立了基督教。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早期一些传教士结合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时被加入基督教理论体系之中的，严格地说属于一种外来的东西，破坏了宗教教义原有的纯粹。这些异质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它们作用于宗教中的弊端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副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些人对《圣经》的否定。众所周知，《圣经》既非耶和华，亦非耶稣亲笔所著，而是后人记载的。在流传、转述、回忆、记叙以及翻译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出现大量误差，而且人也难以理解觉者们在高层次讲话的真正内涵与所指，因此在落笔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语义上的偏差，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比如觉者们谈到的“天”与科学家们研究的“天空”完全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但源于人的狭隘逻辑上非此即彼的低智慧，科学与神学逐渐对立了起来。科学难以证明神的存在，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就容易被误读为科学证明神不存在。再加上很多神职人员日益严重的腐败与作威作福令人反感，便推动了唯物主义式理性思维的蔓延。
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在中世纪附身于基督教神学，以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面貌示人，在一贯讲求学术传统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有人反对亚里士多德，说他是异教徒。但不论这种学问是被冠以“亚里士多德”还是随便一个其他名字，其精神早已像藤蔓一样不断地生长起来了。
早期的科学在世界各国都不属于独立的学科，而是与神学、神秘学、信仰等因素融为一体的。比如天文学源于远古的星象理论与占星术，化学脱胎于炼金术等等……在科学隐秘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地区高度发达的炼金术与占星术也被传入了欧洲，同时参杂着穆斯林世界中的部分宗教理论，进一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基督教。看似后来的科学知识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科研之路却是从宗教中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宗教改革后，新教主张“信徒皆祭司”的理论更让不少新教科学家视自然科学研究为探索上帝造物的祭司活动，甚至在十七世纪还形成了哲学风潮。于是，在一些秘密社团方方面面的资助下，原来的自然哲学逐步脱胎成今天的物理学，科学完全独立于神学，并要把神学踏在脚下。
宗教势力方面的行为也为这种信仰的转变充当了催化剂。当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543年发表日心说，挑战神学地心说的时候，教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罗马教廷在七十多年间并没有对哥白尼的著作明令禁止过。然而到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著书立说的年代，教廷的态度就已经完全转变了。不同于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烧死其实是与科学毫不相干的案例，伽利略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在家中终身软禁，则与他支持日心说有关。不少相关的科学文献也在十七世纪初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严禁印刷、进口与出售。
这种通过暴力扼杀的方式确实从表面上维护了教廷的威严，但在民众思想逐步活跃的时代里却会导致人心渐失。宗教信仰建立在人真心去信奉的基础之上，一旦人们心里已经不相信宗教了，只是在表面上屈从于教会所掌握的武力，而不得不违心地服从教会的时候，宗教就不再具备原来教导人心的作用了，这势必引起它在实质上的衰败。从成住坏灭、阴阳正负的角度看，一切都在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
负面因素的增长从物质层面也能体现出来。由于科学的发展，十七世纪滑膛枪及燧石枪的发明，导致本次人类冷兵器史上最强的制式盔甲——板甲的防护力已经无法抵挡枪械轻便而强大的杀伤力，不得不逐渐被弃用。至此，毁灭的力量越来越超过了防护的力量，人类走向坏灭的趋势日益明显。
而在思想领域，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出现更是打破了此前社会中正与负的平衡。以实证科学的发展为理论基础，推崇唯物主义式理性思维的启蒙主义者们以其尖锐的逻辑与敏捷的思辩刺痛了正处于不断衰弱状态下的宗教权威。如果说十七世纪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已经让当时的宗教界大呼“异端”了，那么无神论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更是让各大教派震怒不已。但此时匿于暗处的共济会（Freemasonry）、光明会（Illuminati，也译作“光照帮”）、撒旦崇拜（Satanism）、路西法主义（Luciferianism）等敌对力量已然势大，传统宗教已经不再有能力在意识领域统御大众的思想了。很多神职人员自身的德行不够，其道德感召力不足，无法使人心折服。相反，还引起不少反对者借题发挥，攻击宗教。比如从小在耶稣会读书的伏尔泰（Voltaire），成年后不但没有效忠教廷，反而一生都靠大骂基督教在上流社会混得如鱼得水，名利双收，甚至死后都能名垂青史。
随着反神、反传统的思想越传越广，人们的道德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了。启蒙主义吹捧个体的自由与科学的理性，人性中自私自利的部分就会膨胀起来；人不信神，就会没有任何思想约束地随心所欲，哪怕侵害他人也在所不惜。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发行更是打着科普的幌子评论时政，在词条下插入大段喧宾夺主的反宗教观点或政治宣传。而对于天地万物的解释，也是依靠当时低下的科学水平，大多以无神论或唯物论为宗旨随便下定义。虽然漏洞百出，但它们却奠定了近现代人类的整体思维模式。
启蒙运动是针对当时所有具备正常传统思想的人进行的一次大洗脑运动，希望借助实证科学知识和无神论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宗教信仰，为颠覆传统的社会秩序打下思想基础。其用意在于通过洗脑宣传打掉人的正信，并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策划的一系列大规模杀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详细内容请参看《第一次巴黎公社与新古典主义美术》）
美术发展的日渐式微
科学与思想的变革对美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宗教主题作品在比例上呈逐步减少的趋势，包括在鼓励宗教题材创作的天主教国家里也是如此。进入十八世纪后，这一趋势在整个欧洲可谓愈演愈烈。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也在常理之中。如果一个画家不信神或者不怎么信神了，那么他的创作重心自然不会放在如何表现神那里。除非有这方面的订单，否则画家在个人的创作中就不会去画神；而当有订单时，不信神的画家则是以牟利为目的去画神，画面上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心境，与所要求的那种真正虔诚信仰的意境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作品所带的信息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在十八世纪承袭巴洛克风格的洛可可时期，美术呈现出向两方面发展。在宗教作品中，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表达天国的神圣与辉煌，在艺术形式上除了继承此前巴洛克风格的活跃动势、恢宏风貌外，更加侧重于技艺手法的轻盈灵巧与装饰元素的丰富纤细等因素。而在世俗艺术中更多描绘的则是人世的浮华与情感的细腻浪漫。此时的世俗主题多表现上流社会快乐生活、追求情爱等内容，或以神话题材来作隐喻，表达生活的乐趣。
位于德国的维斯教堂（Wieskirche）内部景观，建筑装潢采用了典型的洛可可风格。（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人间的艺术自然可以表达世俗生活，这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时的世俗艺术在去掉神圣因素后形成了一种趋势，变得越来越低俗，那就成问题了。从艺术史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一些知名画作已经放弃了以前借用神话来掩饰的遮羞布，直接去表达违背道德的主题了，比如表现同时代男女偷情的场景，甚至描绘一些猥亵的画面等。但那时败坏了的社会风气却让某些色情画家在美术界身居高位，颇负盛名。
从艺术水平上看，洛可可式的室内装潢和家具造型等实用艺术始终具有非凡的美感与不朽的工艺价值，这与今天的美术史书上所常见的洛可可“代表画家”们在创作题材方面的低俗显得格格不入。事实上，人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立意优秀的洛可可作品的，但由于启蒙主义等变异的思想热衷于宣扬追求自由、反对传统礼教束缚的观念，加之社会高层的享乐与腐败，导致那些破坏道德的作品却被吹捧了起来，造成了艺术迅速走向败坏的恶果。
历史的发展始终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即使在多重相生相克的制衡作用下，此时的阴阳却在一点一点地滑向失衡——阴越来越强盛，而阳则在削弱。虽然洛可可艺术也属于正统艺术之一，但也是传统发展到后期阴盛阳衰的体现。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品位讲究往细小处走，着眼于细腻、琐碎的装饰风格，不再有前代艺术的大气与雄浑。受这种艺术的影响，男性行事风格也逐渐像女性般优雅。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在他的书中对此评价道：“这个时期的艺术缺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艺术作品中公认的男性气概和力量特征，它是女性艺术而非男性艺术。从男人的服饰、家具，还有他们一边用漂亮的中国茶具喝着巧克力奶，一边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政治上的流言蜚语，就能断定洛可可时期是女性时期而不是男性时期。”
如果说这种变化还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法国大革命后，更严重的变异便无法让人接受了，那些东西将取代正常的阴阳，魔鬼开始一步步统治世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艺术的败坏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立意。由于意识和物质是一性的，所以当整体艺术思想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承载其艺术思想的物质媒介本身同样会出问题。这一点也是唯物主义者们所想象不到的。
科学的发展，使画家们得到了材料成本更为低廉、价格更为便宜的颜料。原来需要从某些贵重的天然矿物中提取的色料，随着科技的进步，通过化学的方式就能从廉价的材料中合成。
以群青（Ultramarine）为例，传统的群青色由于来源于稀有矿石青金岩（Lapis lazuli），所以极其昂贵，高品质的青金石甚至超过了黄金的价格。这种以宝石为原料所制成的蓝色显得异常高贵、饱满、庄严，色泽璀璨。而虔诚的古人认为应该用最珍贵的颜料来赞颂神，因此，传统绘画中圣玛利亚（Saint Mary）的衣服就一直是群青色的。
十八世纪初，当人们以近代化学的方式合成出价格更为便宜的普蓝（Prussian blue）颜料后，不少画家认为其近似的色彩能作为昂贵群青色的替代品，并在创作中付诸实践——至于神圣与否，那早已不在此时人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了。但是化学合成的产物如何能与真正的天然宝石同日而语？普蓝颜料无论在纯度、亮度、耐久度、耐光性等诸多方面都远不及真群青，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完美解决。尤其在化学还不发达的阶段，因此而造成油画的变色、发黑、开裂等各种麻烦随着时间的流逝层出不穷。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些其他颜料上，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有关绘画材料的改变还涉及到调色油的变化。历史上原本用于主流油画媒介中的干性油类是亚麻仁油（Linseed oil）与核桃油（Walnut oil），这两种干性油在空气中氧化后的结膜非常坚固，很适合于制作油画颜料。但油类在绘画上都有一个缺点，就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变黄。因此，一直有不少画家试图找到不会变黄的油。十七、十八世纪后，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画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罂粟籽油（Poppyseed oil）来制作颜料，因为这种油变黄的幅度小于其他油类。
罂粟籽油在绘画上的运用并不算某种发明，因为人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了解这种油的特性了。但罂粟这种植物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却让人敬而远之，因为它在西方文化里一直是睡眠与死亡的象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罂粟曾被视为献给死者的礼物。可想而知，这种不吉利的植物在相信鬼神的年代里会有多么受排斥。然而到了经过启蒙运动洗脑的时代，科学化的思想让人们更愿意从实用角度出发，并将那些古代文化束之高阁。
其实不止西方如此，东方也同样有类似的文化。中国清代的《右台仙馆笔记》中阐述诸神以“鸦片烟劫”来清理道德败坏的人类时，也曾提到罂粟内被灌注了无间地狱中罪魂的膏血。此书在卷二写道：“然罂粟本属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于无间地狱中，择取不忠、不孝、无礼义廉耻诸罪魂，录送此间，榨取膏血，转付地上山陵原隰坟衍之神。使将此膏血灌入罂粟花根内，自根而上达花苞，则其汁自然浓郁，一经熬炼，光色黝然。”
对鬼神之说嗤之以鼻的实证科学让人迷信于亲眼所见的事物，但人的眼睛却有相当大的局限，看不见的东西太多，而且只看到眼前与表面势必会造成短视。从短期来看，罂粟籽油的确非常清亮透明，色泽很浅，但随着油膜的老化，多年后它与亚麻仁油的变黄状况其实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从结膜的坚固程度上讲，亚麻仁油明显要比罂粟籽油优秀很多。同时，罂粟籽油干燥非常缓慢的特性，始终让色层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传统的多层画法中，如果下层使用了罂粟籽油，就必须等待很多天，直到它干透后才能再画新的色层。但实际作画时，一般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干的。而当底层还没有彻底干燥就画上新的色层后，便会造成开裂。
这些负面情况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以至于美术史上几代材料学家，从十八世纪出生的蒙塔贝尔（Jacques-Nicolas Paillot de Montabert，1771年-1849年）到十九世纪的爱伯奈尔（Friedrich Eibner，1825年-1877年），再到二十世纪的多奈尔（Max Doerner，1870年-1939年），都对罂粟籽油颇有微词。爱伯奈尔甚至直言这种油完全不适用于油画。但圈内的人都知道，罂粟籽油一直在被广泛使用。为什么？因为很多生产管装颜料的厂家喜欢不易干的油，这样，商品在没卖出去之前就能储存得更久；而且，颜料挤出来后，不泛黄的透明油感能让商品的成色显得更好看，自然能吸引买家。
可见，科学是发展了，但美术却在走向衰败。现代人发明了各种高级的颜料，却很难再看到凡・艾克（Jan van Eyck，约1390年-1441年）时代的作品中那种明亮、清丽、优美的色彩了。科学不发达时代的油画可以保存六百年；而到了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一幅油画在五十年内不出问题，人们就可以称赞颜料的质量了。众所周知，所谓“先进”的科技时代从来也没有造就出一位能比肩文艺复兴大师那样的艺术巨匠来。科学的进步只是表面的浮光掠影，而道德的下滑却造成了人类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