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18岁被打成“右派”，晚年到美国后做“右派月饼”。图为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中国人讲，“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最具有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俺除了思念远在中国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思念一位已过世的忘年之交——“老右派”郑先生。郑先生是俺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上海人，也是俺认识的第一个“右派份子”。俺一家人在美国的第一个中秋节就是在郑先生的家里吃他亲手做的月饼度过的。郑先生做的“右派月饼”让俺终身难忘。
“右派”、“反右运动”这些名词对俺这个“反右运动”后出生的人来说，都是些抽象的概念。什么是“右派份子”、为什么会有“反右运动”，“右派份子”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违反了什么法律，俺是一概不知。以前，就是想知，也没有真正的消息来源。这就像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六四”一样，“六四”只是一个名词。由于只有有限和经过过滤了的消息来源，有的人连“六四”都没有听说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哀。我们没有了解真相的权力，只有被“灌输”的义务。即使你若想了解天灾，比如四川５･12大地震，造成的灾害，你也有可能被抓起来，就像今天的谭作人先生一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俺的一家人认识了郑先生的一家人。郑先生的儿子与俺家老大同龄，大家住得又不算远，两个小孩喜欢在一起玩，两家人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朋友。从年龄上讲，俺还没有出生，郑先生就在北京上大学了。郑先生是典型的南方人，也许是先天营养不足，也许是遗传原因，郑先生身高不到一米六，看上去既单薄又瘦小。开始不知他的底细，还误以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才来美国，是从越南偷渡来的呢。可能其他人也有跟俺一样的怀疑，有一次郑先生对俺说：“经常有人以为我是越南人，问我是怎么来美国的，我跟他们讲，阿拉是坐飞机来的，不是坐船偷渡来的。”
其实，只要一听郑先生讲话，就知道他不是越南人了。郑先生说普通话时与他的夫人一样，带着浓浓的上海口音。再后来知道了一九五七年郑先生刚满十七岁就考上了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就开始对郑先生刮目相看了。
据郑先生讲，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要被分批地派到首都机场去欢迎外国首脑的来访。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郑先生和他们化学系的低年级同学被派去欢迎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从小在南方上海长大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北京冬天的严寒。“站在机场停机坪上，没有什么建筑物挡风，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影子，我对身边的同学说，我们冻得都像木乃伊了。”
就是这句略带幽默的话让郑先生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倒了大霉。据郑先生讲，当时的“反右”运动每个系、每个班都有比例，在找不到其他人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基础上，他的这句“我们冻得都像木乃伊了”也成了“反党”言论，成了一支“射向社会主义的毒箭”。17岁的他还没有念完大学一年级就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去“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就是二十多年。去时尚未成年，等他再次回到大上海、见到家人时也是快到40岁的中年人了。
一个从小到大在大上海长大，一个让人羡慕的北京大学的佼佼学子，一下子被发配到荒凉、生存环境恶劣的“北大荒”去做苦力，且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其中的辛酸，无奈和凄凉可能只有郑先生自己和与他同龄的“右派”最清楚了。俺知道这一段经历是他一身中最难忘、也是最痛苦的，故很少问起他这段往事，怕引起他的伤感。
郑先生的天资让他在回到上海后通过自学掌握了大学化学的内容，并在一家业余大学谋了个职位。此时已是40多岁的他还有幸地娶了个老婆，生了个胖儿子。
后来郑先生通过从台湾移居美国的亲属也移民来了美国。虽然“北大荒”的经历让他失去了学习知识的机会，失去了给国家做十几年贡献的时间，也失去了学习英文的场合，但也把他磨炼得什么苦都不怕了。到美国后，他在餐馆里洗过盘子、在麦当劳打过工、帮别人修过屋顶。那时已是快50岁的他对在美国艰辛生活似乎从没有怨言。
后来，郑先生在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供水站找到了一个上夜班的工作。他晚上上班，白天除了作短暂的休息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唯一的儿子身上：辅导儿子的数学，送儿子参加一个又一个的竞赛。
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在郑先生的精心培养下，他的儿子得到了一所私立中学的全额奖学金，且代表州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全国性的数学竞赛。看着儿子的进步，郑先生觉得再苦作累也是值得的。儿子也很争气，大学本科考上了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研究生又上了常春藤的一所名校。
与郑先生认识后，才知道什么是上海人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郑先生和他夫人做什么事都是精打细算，从不浪费一分钱。他夫妇俩都是低工资收入，但在他们来美后的几年时间里，居然买了一栋近三十万美元的房子（据说那栋房子现在已值六十多万美元了），虽然那栋房子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郑先生不仅把儿子培养得很有出息，在多方面也展现他的多才多艺的能力。在国内时从没有摸过汽车，在这里换机油，换发电机，换定时皮带样样行，他甚至还把撞坏了的汽车车身修补一新。在饮食方面，他做得一手好菜。最令人佩服的是他还学会了自己做月饼！
他从报纸上看见了做月饼的方法，先用木头制作了模具，然后根据当地的材料做月饼。那月饼吃上去不软不硬，略带甜味，既不同于“广式月饼”又不同于“上海月饼”，那是昔日北大高才生、“老右派”、今日美国新移民郑先生亲手做的“右派月饼”！
也许是劳累过度，离65岁退休年龄还差一个月的他一下子病到了。到医院去检查，是癌症晚期！过了不几天，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有太多的牵挂，据他夫人讲，他离开人世时，他的眼睛一直是睁开的。他夫人用手抚了好多次，又说了好多让他安心走的话，他才闭上眼睛。
郑先生离开人世已经好多年了，然而到美国后在他家过的第一个“中秋节”，吃他亲手做的“右派月饼”，却让人思绪万千：如果他和那些为国家提建议的知识份子不被打成“右派”，如果他们的建议能被采纳，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会怎样书写？还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吗？还需要“改革开放”吗？
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真相是应该让人民知道和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