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专访】江泽民与李鹏结盟 三峡工程政治交易内幕(图)

2020-10-03 10:45 作者: 李静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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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专访(图片来源:看中国)

【看中国2020年10月03日讯】(看中国记者李静汝采访报导)近年来随着中国年年洪水灾害加重,备受争议的三峡工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网上对三峡工程特别是防洪功能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究竟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美梦还是噩梦?三峡工程为什么会在当年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据悉,网上传出李锐女儿李南央最近公开表示没有1989年“六四”就没有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和“六四”是什么关系?靠“六四”上台的江泽民在三峡工程上做了什么?《看中国》记者李静汝采访了旅居德国著名生态环保、水利工程学专家王维洛博士。

1980江泽民第一次接触三峡工程

1980年3月,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局长S・D・佛里曼率领一个24人的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其中包括美国陆军工程师司令莫里斯中将、水与动力资源局局长希金森等。据王维洛介绍:“美国垦务局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帮助过民国政府规划过三峡工程。当时负责接待的是后来的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孙越崎。三峡工程论证的防洪组顾问陆钦凯先生,他是当时的这个具体接待他们的成员。当时建三峡工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发电,建一个高坝发电。为什么要发电呢?就是生产化肥。增加中国的粮食产量,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再用生产出化肥的钱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当时是这么设计的。


长江三峡大坝(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当时接待美国考察团的是李锐。李锐当时是水利部的副部长,他是中国接待团的团长。江泽民代表的是这个进出口委员会,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这个美国代表团和美国在当时四十年代支持中国建设三峡工程意见完全相反,这一次美国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对中国三峡工程是持反对的态度。”

王维洛进一步指出,美国态度的转变和美国的历史发展有关。“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一个环境保护的浪潮。就是美国人开始反思了,以前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生态环境问题。他们反思以前走的路是不是走错了?这个反思过程大概直到八十年代,他们认为以前的路走错了,所以他们也不希望别人照着他们的老路继续走下去。

而中国现在宣传老是说西方国家、美国他们发达了,所以他们不让我们建三峡工程,认为这是别人故意阻碍中国的发展,不让中国发展,认为他们是不怀好意。

美国代表团回去以后,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他们劝中国不要造三峡工程,对其中比如说象三峡的船闸这种设计,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而且他们也提到了安全问题,这是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你就有一个安全的问题。这是江泽民第一次接触三峡工程。”

1987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三峡工程反对派占上风

1987年11月,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维洛提到,当时上海反对建造三峡工程的人多,比如说像上海市政协、华东师范学院、华东水产学院都发表过很强烈的意见,反对三峡工程。“因为上海地处长江的入东海口,四百年以前是没有上海的,上海还是一片浅海,它是靠长江里面的这个泥沙淤积,逐渐形成陆地,才有了上海,先有了浦西,后有浦东。如果建了三峡以后,这个泥沙被拦截在大坝后面,那么进入东海的这个泥沙就大量的减少,就会使得上海的陆地不是向东推进,而是慢慢的回缩,那么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每一寸多增加的土地,都是特别的有价值。”

王维洛进一步指出,虽然很多支持三峡工程的人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了,最近几年来进入东海的长江水量是在减少。“尽管喜马拉雅山上溶化的冰水,它的水量是在增加,但是入东海的水量是减少的。而且在时间分配上也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这个海水倒灌,而且海水倒灌持续的时间加强,对上海市的自来水供应,工业、农业用水都十分不利。大家知道上海市的这个自来水质不好,是上海这个城市发展的很薄弱的一个环节。上海人家里现在每家都有一个水处理器,谁也不喝自来水的。还有,建了三峡水库以后,那个泥沙沉淀在大坝后面,泥沙中所含的这些物质很多是鱼类的食物,就使得长江和东海的水产资源就会减少,这是当时上海提出的这个反对的意见。”

1989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遭镇压 江泽民当上中共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全国掀起追求民主的运动。王维洛谈到:“这一场运动,把江泽民推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在‘六四’镇压民主运动之后,6月23日到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就增加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来江泽民是政治局委员,这一次就升为常委,并让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所以感觉到担子很重,力不从心。现在既然全会决定,他说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将和大家一起把这个工作干好。接着江泽民就认为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江泽民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极少数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精英,他们已经失去了爱国民主的外衣,这几年,他们被捧的很高,不仅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而且形成一种妖言惑众的很坏的学风,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败类。他对中国的一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很多的攻击,但是他在这一次就职演说中关于三峡工程,他是一个字没有提到。”

江泽民为站稳脚跟 与李鹏结盟 开始对三峡工程反对派下手

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以后,他马上就参与和支持了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政治迫害。

据王维洛介绍,1989年7月14日,著名记者戴晴就被李鹏在江泽民的默许下关进了秦城监狱。逮捕戴晴的理由是她是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其实戴晴和天安门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关系还真不大,她也绝不是什么幕后黑手。她到现在还是认为天安门这些学生激进的运动,断送了赵紫阳的这个政治改革路线。她其实是和天安门的运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为什么要把戴晴抓进秦城监狱?原因就是:在1989年的2月底,也就是中国两会召开的时候,戴晴主编了一本叫《长江长江》的书出版了。戴晴大概总共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本书编辑起来并出版了,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历史上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这本书,收集了三峡工程几乎所有反对派的主要意见。她印了五千本,当时拿到两会代表住的宾馆的小卖店里去卖,去发放。而且在会议召开的那一天,她又在旁边的欧美留学生协会里召开发布会,把这本书推出来。”

王维洛指出,其实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六四”之前,在舆论上他们绝不占劣势,他们反而处在优势的地位,他们比这些主上派更加积极,所以他们这些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六四”之前,他们是绝对不占下风。“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些三峡工程反对派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很多都是一些专家、学者,更多是共产党里的这些已经退休的干部。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国家纪委的副主任、中国银行的副行长、中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的副部长、交通部的副部长,都是一些职位很高的人。所以说他们不是白丁,他们都是共产党里专业的干部。”

江泽民与李鹏联手 对三峡工程反对派行“六四”式迫害

据王维洛介绍,江泽民和李鹏联手,从戴晴出版的这本书开始下手,把戴晴关进监狱,再对三峡反对派一一采取“六四”式的最卑鄙的迫害手段。“把戴晴抓进秦城监狱,并把《长江长江》这一本书下架,而且把它烧了。这个行动,不仅仅是李鹏他自己一个人,是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江泽民是支持李鹏这么干的。

李鹏手下的国务院三峡经济办公室,给各个单位写信,领导就得去找他们这些人谈。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国家纪委副主任找国家纪委副主任林华谈,还有国家纪委经济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找田方谈话。他就要求他们,这一次我给你保下来,我以个人名义把你们保下来,你们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也了解你们,你们不是反党的,和这个反革命暴动没有关系的,但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任何反对意见。

这就像‘六四’以后所采取的最典型这么一个作法。北京开始全面的调查,谁去了天安门广场,让你们大家互相揭发。A你去揭发B,是不是去了天安门广场,A当然不能说我看见B去天安门广场,因为你说B去天安门广场,就证明你也在天安门广场。谁都没去天安门广场,那天安门广场的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众,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没去。所以领导就出面说,我现在给你们做了担保,你们再也不要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你们都没去过,你们也没有看见杀人,也没有看到开枪。它的最恶的这一点就是在这里。你学着他,撒了一次谎说我没有去天安门,什么也没看见。所以三峡工程反对派从‘六四’后到三峡工程决策,都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过对三峡工程的意见,这批人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因为你怎么对单位领导说?比如说,国家纪委副主任,他说他以个人的名义,以他的政治生命担保你不说了,你不是很感激他吗?你总不能把别人给坑了。坑自己,还不要紧,那是我的选择,但是,你坑了别人了,那就不是太好。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撒谎,他就认为是保了我的政治生命,但是你也就失去你这个正义的‘制高点’。

李锐他是这么回忆的,他说1989年‘六四’天安门枪声响起,江泽民当上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这也就决定性改变了三峡工程命运。他说没有‘六四’,就没有三峡工程。中央反对三峡的当家人赵紫阳也不在了,他说我们4个人,他们当时中顾委的4个委员都挨整,张爱萍等7位上将,因为反对‘六四’开枪,处境也不好。陈云在‘六四’问题上,只能做到保留我们4个人的党籍。所以,这个三峡工程和‘六四’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正如李南央不久前说的,如果没有‘六四’的话,就没有三峡工程的上马。”

江泽民再用肢体行动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王维洛谈到,江泽民当上总书记的第一次国内出访,就是用脚表明对三峡工程的态度。“6月24日江泽民当上总书记,7月21日江泽民就跑到三峡工程的坝址三斗坪去表态。1989年7月21日上午江泽民从北京坐飞机到湖北省当阳机场,这距离他当上总书记只有26天,其实他的位置还没有坐稳,他必须要用他的肢体行动来做出一个表示,一个选边站。因为江泽民很清楚,他是8个老人选上来的,这8个老人里有很多都是积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比如像李先念、王震,还有邓小平。他们的家属都希望在三峡工程这个大蛋糕上分到一大块的。江泽民知道三峡工程是这些老人们的希望。

当时江泽民就带着农业部部长、水利部部长到湖北去,湖北省委书记,还有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魏廷铮主任在湖北迎接他们。午休后江泽民就坐车、坐船先去看了三峡的三斗坪坝址。在回来的路上,他又去看葛洲坝工程。

第二天,江泽民坐车从宜昌到沙市,沿途就看了一下长江的堤防,然后从沙市坐船到武汉,沿途又看了荆江分洪工程、荆江大堤等。在船上江泽民像上一次邓小平视察三峡一样,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的汇报。然后江泽民就说我这一趟来的目的,主要就是了解荆江地区防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实地看了一下,证实了原来的这个结论,如果技术上没有问题的话,就评估一下政治上的问题。可见当时江泽民对三峡工程态度是明显的,就是积极支持。但是,江泽民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你们不要对外报导。新华社在7月27日发表报导的时候,只是说江泽民去看了荆江的防洪大堤、荆江的防洪区等,没有说江泽民去了三峡的坝址三斗坪,也没有公开说江泽民对三峡的态度。其实有一点就很明白,江泽民当上总书记26天就跑到三峡去了,他用脚表明他的态度。

到了武汉以后,江泽民视察了武汉长江大堤,下午又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去参观了几个模型。对于江泽民来说,他看图看不懂,看模型比较容易看懂。当时在三峡工程论证当中,泥沙问题是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看到三峡工程的泥沙试验的模型,只要思考一下就不会支持这个三峡工程。所以江泽民在那里看泥沙淤积模型,我看他是没有看懂。因为他只是想,专家说的泥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24日晚上江泽民坐飞机从武汉回到北京,25日江泽民一早就赶到医院去探望李鹏。李鹏在7月25日的日记上说,上午9点江泽民来医院探望我,他劝我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那是因为李鹏他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太紧张,太疲劳,所以就生病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生了像中国干部的思想病,没当上总书记而生病了,不知道。他就说江泽民谈到了长江视察的印象,他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须的,对长江流域办公室魏廷铮等一批老功臣多年的忠心为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倍加赞赏,这是李鹏7月25日的日记里面说的。”

谁对三峡工程的决策负最终责任?

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批准了三峡工程。1992年2月21日到22日,江泽民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三峡工程,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三峡工程。1992年4月3日,万里主持全国人大会议,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表决,投票的结果是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三峡议案。王维洛对此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必须对三峡工程的决策负责任。因为中国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是这个最高的机构,江泽民是总书记,那么他对三峡工程负有最终的决策责任。

江泽民在1997年三峡工程截流大会上,他说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心血,而这个决策是在他这一届中央做出来的,是在他的手里,这个百年的梦想就成为了现实。这是江泽民自己说的,那么他就是要负最终的这个决策责任。”

王维洛进一步揭示了江泽民上台为何立马积极推三峡工程上马的几个主要原因。“第一点必须明白,三峡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交易。1989年北京发生了民主运动,邓小平最后安排用军队来镇压这个民主运动。它的结果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做总书记,而在镇压北京民主运动中出力最多的李鹏,他拿到了三峡工程。他并不是一无所得,尽管‘六四’之前他是老二,‘六四’之后他也是老二,他拿到了三峡工程,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交易。

第二,江泽民当总书记这是一个逆淘汰的结果,是几个老人他们推荐江泽民来做总书记,其中特别是有李先念、王震他们的推荐,尽管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他们并没有想这一个选择就是死的,而是他们随时也可能更改的,因为他们临时找不到人。

第三,江泽民尽管是逆淘汰上位,他自己觉得是天降大任于他,他要学大禹。逆淘汰就是说不是大家选一个好的,而是选一个坏的。江泽民本人来说,他想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也要学大禹治水,在青史留名。

第四,江泽民他本人受他教育的影响,他的价值取向是斯大林主义的思维,他是一个留苏派,苏联对他的影响很大。斯大林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大段是讲人定胜天的。人要改造自然,靠什么改造自然呢?就是靠水库改造自然。水库这个东西好,能把洪水都存起来,然后到枯水期放出来,既能防洪又能抗旱的东西。斯大林说这就是我们改造自然的成果。江泽民的脑袋里苏联的这个思维很重,他想建设三峡工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他会偏向于三峡工程这样的措施。

第五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江泽民作为被选上来当总书记,他可以说是孑身一人到了北京,他还没有建立他的这个人脉。他在中央、在国务院,他的势力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必须依靠李鹏所建立的这个体系。而李鹏的这个体系和江泽民他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就是李鹏的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留苏的。你看他的那个副总理、部长都是,或者是留欧的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象东德,我们都说他是留苏的。处于一种统治的权术,他肯定先会和李鹏结盟,支持李鹏做的事情。

第六,这是江泽民他自己统治手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上有这么多的干部支持三峡工程。上三峡工程其实是给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干部创造了一个捞钱的机会,一个升官的机会。所以大家就支持,不是说因为这个工程好。

三峡工程投下去这么多钱,中国老百姓对三峡工程的这个投资检查,只是依赖于国家审计署对三峡工程的投资审查。他是一个自己检查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根本就揭露不出三峡工程它里面贪腐的这个内幕的。江泽民后来提出了‘闷声发大财’。江泽民这个口号‘闷声发大财’获得了中央到地方很多干部的支持。江泽民说大家都发财,你们贪什么他不管,只要你听我的话就行。

最后一点,江泽民他认为他可以不负这个决策的主要责任。他认为有这些科学家、有四百多名专家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他们向中央推荐了三峡工程。所以是应该由那些专家们来承担这个具体的决策责任的,而不是他。他只是像毛泽东一样,在你们这个论证报告上画了个圈。这是他对这个决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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