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沼泽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1954年，冷战阴云笼罩世界，有一帮家伙，在荷兰王室和洛克斐勒家族的主持之下，于荷兰小镇奥斯特比克豪华的彼尔德伯格饭店集会，闭门谈论时局，这个会议被称作彼尔德伯格会议。原始成员以他们集会的旅馆之名，将这一组织命名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此后，每年5月或者6月，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不同国家召开4天的会议，交换意见、分析国际事务。会场一般都设在偏僻小镇的星级宾馆，因为这样可以远离大都市的聚光灯和避开好奇的民众。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举办两次。每次开会时，会场遍布武装警察与保安，方圆300米内禁行。与会者要通过多层关卡盘查才能进入。
宾馆在会议期间停止向公众开放，所有非俱乐部成员的客人必须退房，临时雇员们则被遣送回家；留下的工作人员，不准私自看望任何与会者，不能与任何俱乐部成员交谈——除非被叫去问话；如果透露任何与会议有关的信息会立即被扫地出门。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不欢迎一切媒体拍照或采访。俱乐部的领袖们声称，如此谨慎有其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与会者畅所欲言，不用担心发言内容被记录下来，或被公开报导。而如果媒体参与进来，与会者就会被迫以新闻稿的论调发言。
这样的会议政客云集，包括了金融界、商界、学界、新闻界的精英们，有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有大公司的执行官。如国际货币基金执行长、世界银行总裁、美国联准会主席、英格兰银行代表、美国运通银行代表，可口可乐、英国石油、谷歌、菲亚特、壳牌石油、高盛、微软等全球百大企业的董事长，美国副总统、中情局局长、联调局局长、北约组织秘书长、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欧洲各国总理、在野党领袖、全球知名报纸社长和总编辑。
一些政商名流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常客”。从1957年开始，基辛格几乎参加了每一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戴维･洛克菲勒比基辛格的出勤率还高；前美联储主席、奥巴马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从1982年开始，参加了几乎每一届彼尔德伯格会议；爱尔兰政治家、BP、高盛等多家跨国公司董事彼得･萨瑟兰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89年之后的历届会议。
《金融时报》记者戈登特日尔1976年因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被解雇。1998年，一名苏格兰记者由于发表了与会议有关的报导，被当局拘留了数小时。Daniel Estulin是最著名的彼尔德伯格追踪者之一，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掌控政府、大企业和任何发挥权力的组织，他们常用的手段就是保密。因为他们不希望你我知道他们讨论些什么。”
在Daniel Estulin的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中曾经记录：大约有80名成员多年来经常参加会议。有些人被邀请来是因为彼尔德伯格人认为，那些人也许在他们的全球主义计划里可能成为有用的工具，并在随后帮助其被选举到非常有权势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请者，自然被扔到一边了。
Daniel Estulin还发现很有趣的巧合：比尔･克林顿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在1992年就获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被选举为美国总统。托尼･布莱尔1993年出席彼尔德伯格会议后，于1994年7月成为党魁，并于1997年被选举为首相。乔治･罗伯逊，1998年出席彼尔德伯格会议，1999年8月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
翻开会议出席者名单，将不难发现其中奥秘。如戴维･洛克菲勒、康拉德･布莱克、艾德加･布隆褔曼、鲁伯特･默多克和桑纳･雷德史东等媒体大亨都在受邀之列。他们替这个秘密社团保密，就是世人甚少听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这个名字的原因。
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通常在会议之后的两三个月，就能探寻到“全球影子政府”最新阴谋策划的蛛丝马迹。彼尔德伯格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八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人们相信，这个神秘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塑造世界格局的“全球影子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