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一年，作者全家福，因为警察不允许父亲上街到照相馆照相，全家在家门口照的像。（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作者：郭军（在党报《中国青年报》担任过33年记者和编辑）
1945年日本投降时，父亲基本上属于半就业半失业状态，所以经济不宽裕，但是因为没有孩子，日子也能过下去，而且母亲就不用到日本人的军用被服厂上班了，这也算是达到了她最原始最基本的目的。工作始终是要寻找的。他在一个政府机构工作过，那时候已经是抗战胜利后了，秘书，抄抄写写，后来经常听到受刑的声音，发现这是一个镇压共产党的部门，现在说就是国安部，心里別扭，就不干了。为了谋生，他去了东北的长春，没待多久，就遇到解放军包围长春攻打长春，赶紧买飞机票跑了出来。我小时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还有一个皮箱子，有的地方坏了，母亲说这个当年崭新的好牛皮做的箱子就是在坐飞机逃回北京的时候摔坏的。现在知道那是林彪的四野围困长春，饿死了很多老百姓，如果他跑不出来，也就饿死在里面了。
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后，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工作，就是在北京东面三四十里地的通县找到了在女子师范学校教美术的工作。通县过去是个著名的地方，是“通州”，管着附近的十来个县，它的师范学校当然也是面向这十几个县，规模大，师生多，自然就能配备美术教师。但是还是对这种工作有些轻视，称之为“小四门儿”，包括体育和音乐。
那时候教师的工资是比较高的，与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从事的工作相比，应该是很高。这时候母亲应该是衣食无忧，是她生命中最快乐最幸福最宽裕的时期。1947年大姐出生，1949年二姐出生，1951年三姐出生，1957年我出生。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也完成了我父亲这代人传宗接代的任务。
我父亲具有中国人过去最传统的一个美德，很重视，觉得很重要，就是诚信，中国人过去的五常即是仁义礼智信。所以他给改的名字是郭笃民，笃就是老老实实诚信的意思。在给孩子取名字上，也是直来直去。大女儿是1947年10月10日出生的，是中华民国国庆，叫双十节。他给孩子取名叫朝，朝气蓬勃的朝，因为这个字拆开了是十月十日。这等于是纪念国庆，纪念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但是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赶在这之前的10天，在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就是压倒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其实就犯了共产党的法，也就不敢向外人提起了，不然就要倒霉。二女儿叫红，甭说，是为了庆祝红色政权的建立。我是8月1日出生的，那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所以取名叫军。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年即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我们家就成了黑五类，右派家属，我就成了“狗崽子”。根本不可能参军了。这个名字真的就是一个讽刺。别说参军，后来我连共青团都没有加入过。一直是一个“群众”。
美国南北战争打了几年，双方死伤无数，但是只要南军一投降，胜利者和统治者就不再追究他们的任何责任，从此国家就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200多年来越来越强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嗜血的，不喝血就不能生存，领导人就整天浑身难受，所以1949年建立政权后，就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和各种的杀人活动。三反五反父亲都被集中起来学习过，民国时期他在政府里面做过事，大概是镇压共产党机关里面的中尉司书。解放后他都向单位交代了，历次填表也都如实填写。按照共产党杀人的政策，上尉以上算历史反革命，属于杀头的最低门槛，但是中尉还属于下级军官和士兵没有太大区别，不属于被杀的范围。所以三反五反都过了关。但是1978年反右运动来了，他的厄运开始了。
此前的几年是这个家庭也是他本人最幸福的时期，那时候他的工资是90多元，刚解放的时候，人民币刚创立，很值钱，购买力非常强，花生一毛多一斤，粮食就更便宜。县长的工资都不到90元。我是1957年8月1日出生。此前全家五口人，之后六口人。三个女孩，母亲是家庭妇女，看孩子料理家务。母亲过日子的能力也很强，钱不是特别多，孩子多，但是能把日子过得很好。
父亲毕生都追求艺术，无论是什么情况下。解放前他想拜齐白石的大弟子王雪涛为师，但是没有钱，连生活都很困难。现在生活好了，每月有工资了，他正式拜师，每星期坐公共汽车从通县赶到北京西城王雪涛的家学习。当天晚上就睡在我二姨家的地上，叫打地铺。那时他已经40多岁了。每月去掉20元的学习费用，还剩下70多元。他是老师，要为人师表，不穿带补丁的裤子，那时候都是纯棉的布料，不禁磨，裤子穿几个月就可能破了，就不穿了。母亲要给他买布做新的。所以那时家里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宽裕，日子过得不错主要还是靠母亲的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比如她几乎不买衣服，家里人所有的衣服都是她手工缝制。鞋也是自己做。
毛泽东打掉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势力后，开始琢磨怎么样收拾知识份子。知识份子看到这几年的杀人场面也老实多了，一般不敢乱说话。他就发愁没办法下手，于是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要求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一开始没人敢说，就使劲鼓励，大家看说了没事，就开始说了。毛泽东后来说自己这是“引蛇出洞”，蛇出了洞，就好打了。
父亲是搞艺术的，思想简单，就中了招。但是他主要围绕艺术发展提了点意见，不算很激烈，共产党没觉得是威胁，必须要打击。但是他们学校的女校长是胡乔木的妻子。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来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也是部级以上干部。他的妻子是他的堂妹，不是表妹。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以和表妹结婚，不能和同姓的堂妹结婚。表，就是外，表妹是外人。堂妹是自家人，和堂妹结婚就是乱伦。胡乔木他们是南方人，自古就属于野蛮地区的人，不受中原文化的约束，所以他们就不把这种事情当回事。但是北京、通县，自小生活在北方地区的父亲和他的许多同事不这样看，地下议论过。女校长听了很生气，正好藉着反右收拾了他。
那时候的行政区划和后来很不一样。北京的地盘很小，基本上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城。通县属于河北省。河北省的省会是天津。父亲最初是去河北省盐山县明白洼当农民。后来又在山东济南的郊区买了一块地方安置他们。济南周围都是大山，他们的工作就是打石头为建筑工地提供材料。这就是劳工，希特勒式的集中营，但是共产党称之为“劳动改造”。自然是没有工资的。
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因为他们实行思想专治，无论是谁的思想，必须和他们的一致；不一致就要改造；吃得上饭要改造吃不上饭也要改造。吃饭是次要的，饿死人也是次要的，思想改造是比天还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家六口人，唯一的挣面包的人就被送去思想改造了，剩下了一个家庭妇女，带着10岁、8岁、6岁、7个月大的四个孩子。这是1958年。
他一走对母亲来说天就塌了，五张嘴，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怀里还有吃奶的孩子。母亲就得了奶疮，奶也没有了。没钱买更有营养的东西，我就只能喝玉米面粥。甚至玉米面粥也不能管够。一次粥刚刚熬得，端到我面前，还很烫，这时候邻居进来串门，我怕人家抢我的粥喝，就赶紧使劲往怀里搂粥碗，粥洒了，就把自己烫了。
我母亲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信向自己的娘家人求援。大舅二舅二姨老舅都给寄来了一些钱，二舅在银行工作，工资也比较高，给的多一些。
但是好几个孩子不可能靠别人养活，何况他们也不富裕，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好一些的是挣几十元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一个男人养活五六口人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流行搞家庭副业。许多工厂把半成品或者原料发放到街道，老百姓到街道领活，拿回家里，或者把半成品加工成成品，或者把原料加工成半成品，最后从街道领到工钱。都是计件儿。母亲领到的一个活是糊火柴盒。那时候没有打火机，人们做饭抽烟引火都是使用火柴。火柴是2分钱一盒。里面有好几十根火柴，它是非常廉价的商品，自然它的加工费用也就更低。糊一千个火柴盒才七毛多钱工钱。一斤玉米面一毛多钱。问题是火柴盒很不好糊，原料主要是像纸一样薄木板。一不小心就弄坏了。程序也很多。一个是小抽屉，一个是外套。开始一天只能糊几百个。交活的时候有检查员，必须合乎质量要求。母亲当时经常想哭，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挣的钱也不够买几斤玉米面的。有时候她晚上起来小便，蹲在尿盆就睡着了。太累了。
三个女儿也要干，三姐比我大六岁，主要负责看护我。那时候正赶上1958年大跃进，工厂纷纷招人，母亲虽然有文化更有条件进工厂，但是也不能去。因为学徒工的工资只有十几元钱，一去一整天，吃奶的孩子怎么办？谁给几个孩子做饭？只能搞家庭副业。
1958年大跃进，工厂纷纷招人，母亲为了孩子只能搞家庭副业。图为通往钢铁基地的矿车。（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除了挣钱养活几个孩子和自己，还有别的麻烦事。父亲在农村干活，很费衣服，但是生产队当然不提供工作服。衣服很快就坏了。父亲就老写信跟家里要，而且经常详细地写出要求，把裤子的膝盖、屁股的部分补上，最好是几层布，纳上，再寄来。一次还要求买两个大把儿搪瓷缸子，自己一个，同事一个，因为那位家里没人了，没人给他寄。他过去当老师时候的旧衣服全寄去了，没有旧衣服可以寄了，后来就买新布，做好了寄去。父亲这方面是不体谅家里人的。只管自己听党的话，好好干活积极改造思想。
共产党改造人是有很多方法方式的，比如给你戴上“右派”的帽子，档案里写明，政治经济上有相应的处罚。父亲去劳动教养是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没有工资，改造了两三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不能回来再干他原来工作，别的右派大部分也是这种处理。改为“留用职工”，还是在济南的大山里砸石头，但是每月有二三十元工资了，星期日还可以去城里下馆子。这时候父亲也往家里寄一点钱。一个人长期在外不和家里人在一起，感情就可能便冷淡了。我是家里的唯一男孩，他走的时候很舍不得，但是离家久了，又要面临共产党对自己的各种折磨，对家人对骨肉的亲情就淡了。所以他自己先要吃好喝好，还要抽烟。每月只给家里寄七八元钱。如果每个月寄一次，就寄8元，如果两个月寄一次，就寄15元。借机少寄1元，而不是寄16元。1元钱看似不多，但是在母亲这边能干多少事情啊。
为了多挣一点钱，母亲和几个姐姐还干过许多别的活计。织毛衣，这是直接对老百姓。我家后来住的是门房，有一个窗户对着胡同，就在窗户上贴张纸，写着织毛衣接活，4元一件。顾客拿来1斤多毛线，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拿走一件毛衣。工钱是按照每斤毛线5元钱计算。或者是拿一件旧毛衣加上一点新买的毛线，就可以穿上一件新织的变大了的毛衣。有点经济条件的人可以花不太多的钱穿上比较奢侈的衣服——毛衣。这种家庭副业有了较高的技术含量，收入就比糊火柴盒多多了。但是买毛线还要工业卷，毛线的价格也比较贵，毛线十来元钱一斤，而人们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所以织毛衣的活计并不多，还要找别的活干。
大姐是最会织的，甚至不用使眼看，边看书边看电影就能织。她从十来岁就织毛衣，后来一直织。因为要用右手的小拇指撑着线，这根指头都长弯了。
还有一种家庭副业，就是把针织厂的下脚料即生产针织衣物后的布头拆成面丝，这种东西工厂用来擦机器。这种活还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针织厂生产的劳动保护手套，机器只会织出手掌和手指的圆筒，不会把手指的尖儿封死，这叫钩手套，用钩针完成，女孩子很擅长做这种工作。
还有一种后来才知道的惨无人道、最可怕、最要人命的工作。北京和通县之间有一个北京石棉厂，生产各种石棉做的劳保工作服。石棉是矿物纤维，不怕火，炼钢工人要穿这种工作服。生产石棉织物，首先要用人工把细小的收棉纤维纺成线，中间加上一根细铜丝。这种线垂交到工厂，工厂再把它织成布。石棉纤维非常细小，被人吸入肺部后就留在那里不会再出来。人的肺部如果有很多的石棉纤维，呼吸就会受影响，还会导致发炎，肺脏不制氧，最终死亡。但是那时候中国的职业病防治医学基本上没有，一般的人也就不知道这个知识，也可能是政府部门知道这种知识但是放任这种工作。总之这样的工作就来到了街道，直接进入老幼妇女儿童病残人群之中。
具体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街道设立纺石棉车间。找一些大的房子和院子，把干这种活的人、手工纺车集中到一起进行生产。这样的地点之一就是程家大院，也是我们住的地方的后院。我进去过。基本上对面看不见人，空中都是漂浮的石棉纤维。人们就是盘坐在这种白色云雾之中纺石棉。有的戴着纱布做的口罩，有的不戴。那时候许多年轻姑娘也找不到工作，就是靠这个养活自己养家。后来都得了石棉肺，三四十岁就死了。死之前还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己花钱看病，当初挣的钱根本都不够后来看病的。这种工作收入高些，干的人很多，后来通县地区因为这个死了很多的人。北京石棉厂是个很大的厂子，它的产量很大，需要的线垂很多，所以这个家庭副业就分配给了北京东郊的许多地方，害了无数的人。草菅人命的政府自然不会有这方面的统计。
在街上可以见到石棉肺的病人，身体瘦弱脸色苍白，佝偻着身躯，时不时地咳嗽吐痰。就是今天我的脑海中还能浮现出这些人的身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