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授，字大颐，号阿寿、雷婆头寿者等。浙江台州宁海县人，曾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教授。1928年到国立艺术院任国画主任、教授。195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远师徐渭、朱耷、石涛、高其佩等人，近受吴昌硕影响，布局善于"造险"、"破险"，笔墨有金石气，朴厚劲挺，气势雄阔，题识跌宕疏斜，能融诗、书、画、印于一炉，风格独特。在二十世纪中西绘画交汇的特定时刻，潘天寿先生矢志站在传统绘画的基点上加以开拓、奋进，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潘天寿常说，“荒山乱石，幽草闲花，虽无特殊平凡之同，慧心妙手者得之尽成极品。”他的书法功力也很深，早年学钟、颜，后又撷取魏、晋碑中精华以及古篆汉隶，还能诗、善治印。平时作画，对诗文、题跋、用印方面，非常认真、讲究，绝不马虎。他对画史、画理也研究有素，著有《中国绘画史》、《顾恺之》，《听天阁诗存》、《治印丝谈》。并缉有《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天寿认为中国绘画，在像形文字的基础上一直沿用线条并得到发展，不断对线条的概括与提炼上融入作者的个性，展现时代的特征。潘天寿的绘画几乎全部用笔线的方式来表达，而且深信“画笔能从书笔来”。因为用线条来表达物像，比较明豁，用中国毛笔所画的线条，能较好地展示潘天寿先生的个性。潘先生胸怀博大，气质刚直，他的笔线也刚强、雄健。因而临摹潘先生的画，要认识线条在传统绘画中的发展与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不仅如此，潘天寿的指墨画也堪称一绝。所谓指墨画，也称指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的画法。即以画家的手指代替传统工具中的毛笔蘸墨作画。潘天寿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部分就是指墨画。他不仅留下了大量精品指画，还有十分全面而精辟的指画论述。他的指画作品数量多、气魄大，用心出手，指力扛鼎，独步画坛，称雄于世。他说：“余一生只作大幅指画，每泼墨汁，四指并下，随墨汁涂抹。然要使墨如使指，使指如使意，则造化在手，元气淋漓矣。”
不必“三绝”但要“四全”，这是潘天寿在制订教学大纲时所讲的名言。“三绝”者，指诗、书、画三者，对“三绝”的要求难度太大，对在校学生如此要求是不现实的。但要“四全”，“四全”者指对诗、书、画、印有全面的知识修养。研习中国绘画，将“四全”作为一种基础提出，无疑是具有中国传统绘画所要求的特色，并且是恰当的。
一次，学生朱培均画了一幅《兰石图》，拿到潘天寿家，想请潘天寿指导。潘天寿看了以后，大加赞赏，只是觉得缺了些什么，于是欣然提笔，在画中空白处题了一首诗：“最爱湘江水蔚兰，幽香无奈月初三，楚骚已是伤心史，何况当年郑所南。”此时，正直抗日战争前夕，潘天寿见了兰石，不禁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虽然是写兰花，但潘天寿的感情却沉郁深远，蕴含着一种高尚的品德和中国士人应有的情操气节。使朱培均深深懂得了学艺须先立德的道理。
吴昌硕曾赞扬潘天寿的画“有自家的面目”。这“自家的面目”是什么呢？是“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潘天寿1962年2月指画《梅月图》题诗），是“石积太古雪，树飞铁铸青”一般，超逸古人、无与比肩的筋键雄浑、生涩老辣的“屋漏痕”、“折钗股”，是“一味霸悍”“强其骨”壮其力的静穆奇崛，是毛笔之外另求奇径，潘天寿自己也说“老夫指力能扛鼎，不遣毛龙张一军”。
风云变幻无常，谁又能料到，曾经对中国画坛做出杰出贡献的潘天寿竟然在文革刚开始便惨遭人祸。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
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复的受刑台。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69年初，潘天寿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一首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表明最后的心志，1971年9月，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这又是一个中共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文人造成的悲剧。在中共残暴统治下，中共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文人造成的悲剧难以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