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鞭炮、伪装枪声是因为有人要引发国军第29军和日本中国驻屯军更大的军事冲突。图为第29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威武的爱国运动，有时候本质上却是国内逐鹿政治势力相互拆台、相互角力、相互制造麻烦的权谋术。而不明真相的广大人民群众，无疑扮演了被利用的角色。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国内各种逐鹿势力却不惜内斗，并不惜咬伤外人、栽赃国内政治对手，甚至引发中外大战，这些政客都在所不辞。这是某一些所谓“爱国运动”的历史真相。
近代史爱好者需要擦亮眼睛：大凡中国近代史上中共提倡的所谓“反帝爱国运动”，尤其是一些捕杀外国侨民、放冷枪、放鞭炮的事儿，基本上都是有内幕的。
本文举例谈三件事：大川饭店事件、北海事件和卢沟桥事件。
大川饭店事件
首先谈谈大川饭店事件。
1936年8月，国民政府批准日本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当时治理四川的，是四川省主席刘湘。刘湘是军阀出身，向来不服蒋介石，他决心借此事，与蒋介石唱唱对台戏、给蒋介石以难堪。（参《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251页）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代理组织地下党人张曙时，瞅紧了机会、策划反日运动、意图促使蒋介石尽早和日本开战，以缓解中共军队的军事压力。于是，张曙时乘机开展了对刘湘以及其部下的工作、策划了一场反日示威游行运动。
1936年8月24日，在地下党人张曙时的策划之下，成都人民举行了“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置领事馆”的示威游行活动。刘湘指示军警：“对这个爱国运动，只准维持，不得干涉”。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成都的“爱国市民”冲进成都市一家日本旅馆（大川饭店），当场打死日本记者渡边洸三郎、深川经二。
中共建政后，地下党人张曙时撰文供认：1936年打死两名日本记者的“大川饭店事件”，是他策划的。（参张曙时《我在四川是怎样进行统战工作的》载《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2期）
北海事件
举一个例子：北海事件。
1936年9月3日，日本药商中野顺三，在广西北海自己开办的药房里面，被“爱国青年”当场刺杀身亡。这件事，一直被看作广西人民的爱国壮举。刺杀地点现在也被建成一个“国家安全教育馆”。但是，多年之后，国民党还是获知了此事的真相：当时1936年，正是蒋介石与两广地方军事势力（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对抗的“两广事变”的时候，那个被误解为“爱国青年”的刺客，其实只是两广军事势力的麾下人员，两广势力意图杀死一个日本侨民，给蒋介石制造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纠纷，以缓解蒋介石对两广势力所施加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蒋介石的终生挚友张群回忆：1936年当年，正是两广势力的“反蒋年”，两广势力策划杀死一个日本人，是故意给蒋介石制造外交麻烦的。（参《张群先生话往事》）
当时（1936年）的两广势力，根本不是真心抗日的。举个例子：1936年6月，正值反蒋的“两广事变”。“爱国将领”陈济棠、白崇禧等人（两广势力），邀请了日本陆军军官100人来到广州、驻扎在沙面租界。两广反蒋军事势力，准备起用这些日本军阀鬼子，指挥两广的部队、进攻蒋介石的国军。（参《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
卢沟桥事件
最后，谈谈卢沟桥事件。
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晚上，在卢沟桥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黑暗中向演习的日军开枪射击，这个开枪的人，至今仍身份不明，日本人、国军人士、苏俄代理势力，都有嫌疑。
7月22日，中日联合调查队在卢沟桥和八宝山的中间地带，发现了一群男女学生在野地上放鞭炮、伪装枪声。当时联合调查队穿的是便衣，那群青年学生以为调查队只是平民，他们对调查队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4页）
众所周知，“北方局”，就是苏俄代理势力（中共）。
为什么放鞭炮、伪装枪声？因为有人要引发中、日两军（国军第29军vs日本中国驻屯军）更大的军事冲突。
目前还不能肯定卢沟桥七七当晚的冷枪是苏俄代理人放的，但是，苏俄代理人（中共）常常干同等的事，这一点，依据众多的第一手史料，已经毫无疑问。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在晚年有如下的回忆：“……我在1929年就入了地下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给我发了一个指示文件：对日本，要积极开展作战，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将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两万多名日本兵、一股气赶出去……解放后，组织的上级领导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这则史料，出自《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05页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
为何要收回这份指示文件的原件？因为心虚、害怕后世人得知真相。为什么心虚呢？因为在1937年4月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在做对日本全面大战的军事准备，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苏俄代理组织（中共）接受苏俄的指示，不顾一切、制造一切事端，迫使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尽量早日爆发大战，这样，一来可以缓解苏俄东面的军事压力，二来它的代理组织中共，可以从此获得休养生息、渔翁得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