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4日，武汉市一个男孩坐在橡皮圈上吃饭。（图片来源：ZOU QING/AFP via Getty Images）
一、你可还曾记得二十年前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
时间过得真快。
今年，2018年是“战胜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二十年周年的纪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并没有举行什么活动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中国媒体也鲜有纪念文章，特别是中央的那几个国家级的甚至是国际级的重要媒体。显然，习近平是不喜欢将江泽民利用1998年长江抗洪，大规模调兵，夺取掌握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的做法。
而正式举行纪念活动只有杭州。2018年8月12日，纪念1998九江长江抗洪胜利20周年座谈会在杭州举行。这一天，正是长江特大洪灾中，九江大堤决口被成功围堵整整20年周年之日。
为什么这个纪念活动不在长江大堤溃口的江西省九江市举行，或者在湖北省的沙市举行，而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这是因为报告文学《九八･九江》一书的作者葛羽哲目前在浙江广电集团工作。葛羽哲1991年9月入伍，大学学历，曾亲自参与1998年九江抗洪。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项最主要内容，就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九八･九江》举行首发式。
经过二十年时间的沉淀，战胜1998年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的真实面目渐渐地展露在世人面前。
二、1998年长江洪水不是百年不遇的洪水
首先，1998年的那场长江洪水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洪水。许多水利专家如陆钦侃、杨振怀等都认为，这场洪水其实并不算大，与历史记录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结果却是“高水位、重灾情”。
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最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长江宜昌水文站测到的长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小于1954年该站的最大洪水流量，更小于历史上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据历史上的长江洪水数据计算，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60300立方米／秒；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72300立方米／秒；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83700立方米／秒；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则为115000立方米／秒。这些数据显示，1998年长江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介乎于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间，科技人员正是据此认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属于“小洪水”。
但是在这样一个并不算很大的洪水流量下，1998年长江中下游的河道却出现了罕见的高水位，特别是在荆江、沙市地段出现了45.22米的高水位（本文中的水位高度均为海拔高度），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0.55米。正是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灾情。
为什么会产生“小洪水、高水位”这种反常的现象？
有人认为是上游的森林砍伐，导致上游地区水土流失加重。泥沙被冲出三峡之后，在荆江河段沉积，淤高了河床；有人认为是对长江沿线湖泊的围垦，比如对洞庭湖的盲目围垦，使得洞庭湖的湖容量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减少到1998年的167亿立方；有人认为多年以来利用江心洲和江心滩上建造了众多民垸，人为设障行洪，增加了洪水的水位；还有人认为是长江盲目裁弯取直的结果等等。但在诸多解释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原水利部部长、当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振怀的观点。他认为，未按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中国当官的有个中国特色，在位时不敢对时政发表评论，常常人云亦云；而在退休之后，则观点比较尖锐，有自己的观点。
1954年长江洪水之后，国务院专门制定了长江防洪规划：一旦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荆江分洪区就必须开闸分洪。沙市的水位44.67米就是1954年洪水过程中沙市的最高洪水位。
1972年、1980年两次长江中下游五省市座谈会建议加高加固长江干堤，并将启动荆江分洪区的标准提高到沙市水位到达45米。但是当时中央政府只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三峡工程上，并未加高加固长江干堤。所以到1998年，荆江分洪区开闸分洪的标准仍然是1954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
1954年长江洪水时，曾三次利用荆江分洪区分洪，使最高洪水位减低了0.96米，分洪效果十分明显。如果1954年没有利用荆江分洪区分洪，那么理论上沙市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5.63米，比1998年出现的最高水位45.22米，还要高出0.41米。换一句话说，如果1998年按照长江防洪规划，利用荆江等分蓄洪区分洪，应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可使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从45.22米降至44.26米。这样，1998年的长江抗洪就有惊无险了。
三、长江洪水的高水位是江泽民大规模调兵的最好理由
但是1998年的长江抗洪不能是有惊无险，必须是有惊有险，媒体必须渲染这个惊险。
1998年８月5日午夜子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8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远远超过国务院制定的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沙市水位44.67米。
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正在讨论如何执行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贾志杰书记和蒋祝平省长两人达成共识：这是法规性的文件，湖北省应该有执行命令的准备。两人同意在8月6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专家会议，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然后就按国务院的文件办理，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紧急报告。
８月６日上午，沙市的水位达到44.68米，已经超过分洪水位１厘米。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应对洪水，预计分洪时间是在８月7日中午12时。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
在同一时刻，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给荆州市和公安县下达分洪转移命令，公安县33万人需要撤离。6日晚上8时公安县县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撤离的命令。公安县的广播台、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这个命令。从8月6日晚上8时到8月7日中午12时，在短短的16小时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区土地上，33万人全部安全撤离了。正可谓：万事具备，
四、江泽民：“一个电话调八个师”
在接到贾志杰和蒋祝平的紧急报告后，江泽民决定不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而是调用几十万解放军正规军赶赴长江抗洪一线，严防死守。江泽民派温家宝到湖北省向贾志杰和蒋祝平传达他的决定。
8月6日晚，江泽民给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命令调动三军将士立即上长江大堤严防死守。
张万年在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后立即给总参谋部下达命令：广州战区、济南战区、南京战区的部队迅速调往长江抗洪抢险。按照江主席的命令最近关于防汛抗洪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围绕三个确保，统一指挥好长江中下游地区抢险救灾部队的行动。
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指示：参加抗洪的部队既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要注意充分准备，周密组织。
总参谋长傅全有命令：长江防洪形势严峻，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要坚决执行江主席的的命令。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部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按时到位，坚决圆满完成任务。总参机关要加强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切实履行职能。
8月6日晚江泽民的一个电话，最早到达长江抗洪一线是南京战区部队的将士，他们已经从4、5月份开始“埋伏”在那里了；其次是空降部队，直接投至长江荆江地区；广州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北上了；济南战区的部队在将军的带领下携带武器装备南下了；空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海军将士赶到长江大堤；二炮部队赶到长江大堤；武警部队赶到长江大堤；军事院校的师生赶到长江大堤。
中国军队十多个集团军、近百个师团、上百万将士、民兵预备队投入了所谓的抗击“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的战斗。军队调用了5800多部军车，860多艘舟艇甚至60多架飞机参加了抗洪。铁路部门给予最大的支援，用火车把战士和重武器装备都运到长江抗洪第一线。有报导说，共有几百万人投入了这场严防死守的战斗。
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参加一场抗洪活动。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总兵力为渡江战役以来的最大一次。赶到长江大堤向江泽民表示效忠的有100多名将军，他们中间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委史玉孝，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委方祖歧、副司令员董万瑞，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队司令员杨国屏、政委徐永清等等。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和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陪同下从北戴河乘飞机前往沙市。一上飞机，江泽民就俨然像个拿破仑，打开地图，听取张万年的关于部队的兵力部署。其实江泽民对于部队、对于部队的首长知之不多。来的记住了，不来的更记住了。8月13日下午5时，江泽民携带众将军来到长江洪湖大堤。张万年回忆道：“‘总书记来看望我们啦！’顿时，大堤上的军民们欢声雷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一幅幅巨型标语布满大堤上下，一袋袋沙石筑起的坚固堤防巍然屹立，一面面不同历史时期英雄团队的军旗迎风招展，一队队身穿迷彩军服和橘红色救生衣的官兵整齐列队……”。
在几天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江泽民谈到此次调兵时情绪特别兴奋，有点失控。他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6日晚上，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空中、铁路、公路摩托化齐开进。的确有一场特殊战争的感觉。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不但能开得出，走得动，而且能守得住，打得赢，是党和人民可以放心的伟大军队。”
“我一个电话就上去了八个师！”这是何等的“权威”！据说当年赵紫阳总书记连调动一个排兵力的权力都没有。
五、中共党史：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
根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1989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于1998年8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做《关于当前全国抗洪抢险情况的报告》时也说：“8月7日，在长江抗洪抢险最危急的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
1989年８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何平、万武义与军报记者王文杰共同撰写的《在决战决胜的紧要关头——记江泽民总书记在湖北抗洪抢险第一线》一文，文章写道：“8月7日夜，在长江第四次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家防总的汇报，研究了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会议决定：要把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要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和动摇。人民解放军要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也要积极参加抗洪抢险工作。要动员和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洪抢险。”
至于谁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会议的程序如何，对决定的具体表决是什么样，都没有进行过详细报导。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会议的程序如何，对决定的具体表决是什么样，都没有进行过详细报导。召开这个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有什么意义？负责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负责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都不在北戴河；江泽民在８月６日晚已经做出调动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决定；湖北省要求在８月７日中午12时开启荆江分洪区闸门的时间已过，江泽民已经通过温家宝向湖北省下达了命令。也许这个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就是在北戴河休假的几个领导碰了一个头，为江泽民前一天做出的调动正规军的决定补做一个所谓的集体决定。
在《李鹏三峡日记》中有关于这次会议的简短记录，但是李鹏说那是政治局常委会，而不是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根据《李鹏三峡日记》李鹏在会上发言，1985年国务院已经制定四大江河的防洪分流计划，人大常委会还讨论过。李鹏坚持，按照沙市45米分洪的原则办理。可见，李鹏对江泽民在８月６日晚未征求他意见而调兵的做法有意见。后来，江泽民派李鹏到松花江去指导抗洪，而没有让李鹏过问长江抗洪一事。但是后来全国人大开始调查长江洪水一事，这才有杨振怀的“未按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
江泽民一个电话调动八个师的事情发生在８月６日晚，而８月７日夜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才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投入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1989年长江抗洪的大规模调动正规军，江泽民个人决策在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的集体决策在后。
六、８月７日九江长江大堤溃决
中国的很多民众没有注意到江泽民在决策程序上的这个错误，这是因为在８月７日这一天江西省九江市的长江大堤发生溃决，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到长江大堤溃决的这个重大事故上，放在导致九江长江大堤溃决的原因——豆腐渣工程上。中国的民众把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做出的大规模调动正规军到长江抗洪一线的决定，看作是中央决策层对九江长江大堤溃决的逻辑结果。
《江泽民其人》一书写道：“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江泽民的一个电话，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张万年、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发生的时间是1998年8月6日晚，是在九江长江大堤溃决之前，而不是九江长江大堤溃决之后。
后记
从８月６日晚上8时到８月7日中午12时的16小时中，在921平方公里分蓄洪区土地上，33万居民全部安全撤离。在接到贾志杰和蒋祝平的紧急报告后，江泽民决定不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而是利用壅高的长江洪水位，制造险情，调用几十万解放军正规军赶赴长江抗洪一线，严防死守。
江泽民的目的很清楚，邓小平死后，他必须掌握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利用此次调兵，即可建立威信，又可检验将军们的效忠度。８月６日晚，江泽民一个电话调动正规军八个师！
据说在８月７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后补性地作出一个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至于谁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会议的程序如何，对决定的具体表决是什么样，都没有进行过详细报导。召开这个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有什么意义？负责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负责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都不在北戴河；江泽民在８月６日晚已经做出调动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决定；湖北省要求在８月７日中午12时开启荆江分洪区闸门的时间已过，江泽民已经通过温家宝向湖北省下达了不使用分洪区的命令。有报导说，共有几百万人投入这场严防死守的战斗。
中国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参加这么一场抗洪活动。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总兵力为渡江战役以来的最大一次，赶到长江大堤向江泽民宣誓效忠的有100多名将军，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倒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
在中国，谁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谁就掌握党，也就掌握全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可以说这是党通过总书记指挥着枪，可以说这是总书记通过枪指挥着党。邓小平利用发动中越边境战争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江泽民则是利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
笔者只是从依法治国的这个角度出发，从防洪救灾这个角度出发，告诉读者，如果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办事，就没有1998年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灾害。
在防洪救灾的经济效益上来分析，投入这么多正规军和民兵预备队的费用，远远超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退一万步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必须首先责成国务院取消或者修正《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然后做出调兵救灾的决定，最后江泽民才能用电话调动解放军正规部队。在温家宝当上总理不久，在淮河抗洪中，温家宝多次强调要科学抗洪，反对人海战术和严防死守。这应该是对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一个客观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