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代的中国画家干啥？争夸“黄河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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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江山，争夸“黄河清”

1960年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为1.55万人、上海为1.44万人。

这年，北京诞生了李琦的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大救星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嵒、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000里红色之旅。

六省1960年饥荒程度如下：

川、豫、鄂、湘四省绝大多数县市死亡率超过20‰。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按官方人口册统计，当年豫、川、鄂、湘、粤、陕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参见《墓碑》p532－533、883－884）

傅抱石率团红色之旅，当然无法绝缘饥荒景象：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谢瑞阶院长说是“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这时，旅行团成员“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四川，“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

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在桃源般的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傅抱石、宋文治等集体创作《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

关于绘画业务方面记录，例如在峨眉山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来自三门峡大坝，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大加赞美。《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

关于创作方向，石鲁说：“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以上参见《笔墨江山》93、106、117－119、137－146、157－158）

明明四处目睹饥荒，却在几十年后由画家黄名芊执笔，加上五位健在画家回忆材料充实修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游记《笔墨江山》，表述1960年跨省旅行、歌颂之功，仿佛此行不但“减轻大城市的负担”，还给人民带来了“黄河清”、“江山娇”。

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在桂林市区，“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增设婴儿所，当年收养弃婴230人。”（桂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P954）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中成批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也很难治疗，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参见《墓碑》p489）

上述档案多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饿死的孩子。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记载他所知该省人吃人乃至吃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其中，水城南开公社事件中，有5个小孩被活活打死吃掉。（参见王日记P129、134、143）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万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48，江苏人民出版，1996）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之类的田园生活上。他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李可染《春放图》

《春放图》天真烂漫，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多数儿童处在饥饿之中。

临近李可染家乡的山东省，曾任山东常务副省长的王卓如被撤职下放，子女回忆当时情景：上学天天路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参见前述王小豫、王小鲁一文）

走遍中国大地，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中，哪里找得到胖乎乎儿童坐在牛背上放风筝？“爱国李家山水画”中，田园牧歌永远太平盛世。系列牧童画的布局、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如复制产品。

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月初，原计划来北京重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关山月，被周恩来安排去东北三省旅行写生三个月。《关山月传》披露：国务院办公厅把二位的行程通知了东北三省的有关领导，安排好交通食宿。北京电影制片厂特派四位摄影师组成摄影小组，沿途跟随拍摄。

傅抱石《将到延边》

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陪同前去的延边、长白山，随行队伍扩大到20人，傅抱石构思美丽延边的《将到延边》，创作《天池林海》；关山月创作了《林海》、《长白飞瀑》。在饥荒中，“省领导为了关内远来的稀客生活过的好一些，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从各方面调来比较难得的食品，保证客人的伙食。”（参见关振东《傅抱石传》P190－197，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胡志亮《傅抱石传》P468－488）

1961年春天，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向州委书记报告：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人1万多人，图门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7％。在3899名妇女干部调查中，得病者1154名，占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公路、跌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被剥光。

据官方公布人口数据分析，三年饥荒时期，吉林非正常死亡在12万人以上。（参见《墓碑》P318、320）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革命历史画、领袖与群众关系、革命悲壮题材的处理，结论是关键在于立场，必须统一思想、正确理解。（参见陈履生《革命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题创作》，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1期）

会后，产生了一批“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绘画。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沧州，1961年9月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在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24日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至9月，分别为死亡401人、682人、839人、1184人、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然死亡1414人。（参见《墓碑》P486－489）

石鲁《在南泥湾的途中》

1961年的长安画派，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饥荒前后共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类作品5张以上，长安画派在饥荒期间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为充饥画饼，添了一瓢水。（参见徐伟《何海霞绘画的艺术成就与收藏潜力》，载《收藏》2011年3月，总第219期）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参见关p574－576）

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宣传工作始终是各级组织的“生命线”，当年显然不止一位红色画家，享受类似待遇。

程十发连环画《胆剑篇》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参见王悦阳《跟着程十发品名画》，p112－115，画家年表，中国青年出版，2009）。《胆剑篇》是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御用故事。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

饥荒期间，画家们的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开启了“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死不救、见危不帮”之先河。

饥荒过后50年，至今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

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第一个演绎毛泽东诗词的画家，收入许礼平主编的一本画册的该题材作品就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写生加创作数量超过169张，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的联赛冠军。关山月还有数量庞大、引领潮流的“红梅”系列绘画。

钱松嵒在1950－1070年代几乎走遍革命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浙江画家陆俨少，该题材作品有18幅。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是第一个出《韶山》画册的中国画家，他还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巨画17幅，如35.76平方米的《黄洋界》。（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78，585－595，广西美术出版，2009）

黄胄也恰恰是在饥荒期间画出了一生中多数大型作品。水天中评论：“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2011年国家博物馆黄胄艺术展，评论展板）

李可染《万山红遍》

李可染《万山红遍》（以上图片来源皆为网络图片）

饥荒前后，李可染创作了圣地山水画《长征》、《山河颂》等7幅，还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了7幅《万山红遍》，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70年代又创作10多幅“井冈山”，（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81－582，广西美术出版，2009）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责任编辑:辰君 来源: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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