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青年作家——蔣方舟（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1年6月16日讯】（一）若以知识分子的境遇为主线，近期有三起风波可以合并观察：蒋方舟受邀赴日交流的往事纷争，复旦姜文华杀害王永珍书记一事，以及知名学者葛剑雄与网友争辩大历史观。
蒋方舟并未隐瞒过赴日考察一事，当年她在微博上有过近乎实时化的谈论，后来还出版了一本随笔集，详述霓虹国之旅的见闻与感悟。从她卷入风波后提供的信息看，这本书销量15万册，证明即使存有历史的心结，畅谈中日文化差异的内容仍然很受欢迎。
针对蒋方舟的这场舆论风暴，看似是有人错误地点燃了情绪，但其来有自，微博上左边阵营的网民发动了攻势，他们试图重新定位她东瀛之行的性质，冠之以“接受日本资助”“替日本说话”等“资日”标签。
给对方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向来是大范围辩论的技术手段。它的优势很明显，置对方于不义之地，让对手陷入不断解释的麻烦中。这是一种节约型的论争模式，当道德高地上占满了人，空气被快速耗尽空气的情况，会被网络战士下意识地采用。
蒋方舟遭此一劫，一以贯之的大背景，可参考中国人评判日本时普遍存有的屈辱史观。要是讨论具体成因，可沿着疫情脉络找寻借力打力的突发事由，“风月同天”所象征的两国民间温情，微妙变动，反复无常，激进国民又如何在疫苗外交的东亚格局中自以为义，饮冰自强。
外交部被迫表明官方立场后，看似无意于管控民间舆论中激进的民族情绪，可也带来实际成效，网络批斗会匆忙散场，蒋方舟承受的压力骤减。暴风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谱系看，或者对标前网络时代西奴网的标准，蒋方舟肯定不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么多年来，随着社会形象被黑化，公众影响力消亡，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实体，变成了幽灵一样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被当作民间意识形态的标靶，在灵魂上反复遭受鞭打。
其实，在有关文艺品质的大众点评上，蒋方舟似乎受制于隐隐约约的嫉妒，经常收获“即使……也不过如此”的差评。但这一次，蒋方舟激发了某个阵营新鲜的兴奋呐喊，根本原因还是公知颓败的趋势下，她被援引为“公知”的肉身，遂行贬抑公共知识分子的老套路。
（二）
蒋方舟遭受批判时，她过往言论被发掘出来，成了谴责其犯有原罪的“证据”。
往事并不如烟。对蒋方舟如此，对葛剑雄亦是如此。
只不过，批判蒋方舟的人群，与对撼葛剑雄的人群，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近似两种人类。前一种人群，表现出对标靶人物的愤怒；后一种人的情绪中，则以失望为基调。
而导致这次群体性失望事件的，似乎是葛剑雄没有坚守他“葛大炮”问责政府的作风，像是放弃了对体制机制的批判思维。
稍微了解一下舆论监督史，十多年前两会报道中的葛剑雄锋芒毕露，自诩为“公共品”，是媒体记者可信赖的采访资源。他对社会问题有直率的发言，对问责型政府抱有热情，每每以口若悬河之论成为两会内外的焦点人物，风头强劲一时无两。
本次争端具体的导火索是，他用“历史选择”对“合法性”作出了正面阐释，在他的支持者（退一步说是对他抱有好感的人）那里，一种论调传播开来：“葛剑雄打败了过去的自己”，“葛大炮成了大礼炮”，等等。
文人论政的葛剑雄，当年风头有多强盛，此刻，人们觉得被他背叛的感觉就有多深。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如此这般的非议密集阵，葛剑雄不仅毫无愧色，似乎还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挑选了官微评论区留言，与质疑他品格的网友唇枪舌战，好一场疑义相与析。
葛剑雄不接受对他的责难，依据是网友没看到他讲座的全部内容，只从几张PPT入手批判，他不能忍。具体的驳论上，葛剑雄似乎也也展现了某种风度：他从历史的基本定义入手，构筑反击其他辩友的阵地；然后，他进攻了，立足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向对他发出嘘声的人分发了虚无主义的帽子。
还以为这场社会大课堂的辩论会向纵深演变，哪知道葛剑雄在重申一些简单的知识点后，高挂免战牌，宣布停战。
纵观这一不算长的整个事件，葛剑雄以“答网友问”的形式维持了他光辉形象的最后一点痕迹，但这种刻意为之的知识分子作风，无改他抓住时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崭新葛剑雄的外部观感。
在失望的人那里，会痛惜葛剑雄的改变。可对他而言，这次争端，兴许会让他长舒一口气。在公共言说的环境及意见市场的颠覆性变化后，他不用再继续扮演那个阶段性、不合时宜的角色。他再也不必假装与支持者完全一致，他在失去受众的同时巩固了一直拥有的体制内地位。
最大的好处也许是，葛剑雄终于可以公开拥有一体两面的复杂人格。这场争端，不该仅仅理解为葛的挫折，也许更可以视作他的解脱。在参政议政的黄金年代激流勇进，葛剑雄享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高光，又终于在众声喧哗中顺从命运机会，重申他出世与入世的新哲学。
依据颠倒众生的新路标，葛剑雄将温顺地走进他历史地理的舒适区。
（三）
卷入争议的蒋方舟和葛剑雄，不管公开表现是解释还是抗辩，恐怕都要在无人处省思那如影随形的过去，在眼下暴露不确定风险的个人史，要在各色人等各种吁求的冲击下，翻查自我，找出答案，不只为应对眼面前的纷扰，还要对未来有所交代，有所预备。
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不只是知识分子要求解的命题，其背后也是成千上万国人如何选择自处、巨轮一点点缓慢挤压的产物。
复旦数学系王永珍被杀一案，演绎出坊间各种解读。个体的上下求索，大学同僚互为地狱，前因后果之间，一点点想象知识分子间枯燥而致命的相逢。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同情什么，斥责什么，人群中充满了无法妥协的二元立场。
大众接受了这么一种解释，把姜王二人抽离出来，将这起惨剧概括为“非升即走”制度（预聘制）下的残酷内卷，血腥且无意义。
这个总结是不是准确，究竟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样的聚焦点不是哪个人的偏激认知，而是街谈巷议的立脚点，要说没有消极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大学预聘制在前沿被蒙上阴影，成了谋杀案连锁反应的看点之一，也成为肉食者谋之的舆情问题。
在论文打假中获得信任的饶毅，以预聘制的总设计师身份，站在了捍卫预聘制的第一线，试图把凶案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划清界限，要推翻凶杀案舆论的第二落点，抵消流血事件对预聘制造成的“寒蝉效应”。
本来可以做壁上观的饶毅，通过介绍中国式预聘制的顶层设计，加入了青年教师在学术阶层生死流动的大争辩。联系到他此前在论文打假时声势浩大、最后徒劳无功的举动，这是饶毅在公共事件中首次大胆尝试，用消耗他公众美誉度的方式来为一项制度站台。
在饶毅的看法中，预聘制是大学人事制度的全部寄托，是唯一能够抗衡旧势力的新力量。复旦惨剧不该被理解为预聘制的缺陷，因为预聘制正在一点点解决问题。
饶毅的发言得到了不少赞赏，被认为是理性、中立、客观的持平之论。问题是，饶毅在超越姜王悲剧抬举预聘制的先进性时，偏离了论文打假时身为科学家的立场，不幸落入了大学新势力官僚的窠臼。
属于姜、王二位当事人的时间已经结束，榨取式人事制度改革的悲剧尚未反思，饶毅已在言之凿凿地描绘预聘制蓝图，不容侵犯的现实与未来。即便那么自信，饶毅也在撰文中也承认，预聘制排头兵的北大清华只做不说，像尤达大师守护原力那样秘密行事，苦心孤诣地隐藏预聘制改革的文件，好似在守护大学复兴的惊天秘诀。
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条时态的长河里，有人被吞没，有人在高唱赞歌的主旋律。可见，学术无禁区，但学术有等级。
饶毅、施一公在复旦一事上辩护性质的发言，体现了学术建制派中号称清流的留洋派一支，尽管在高调打假上受制于学术机制本身，却仍不妨碍他们将自己视作例外，将姜王视作“异类”而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代价，所以不妨碍他们以改良派自居，高谈阔论。
（四）
三起事件中的知识分子，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在他们无法与他人分享的内心世界上，一般人也投下了杂乱的影子，在比自己更宏大的领域，舍弃了希望的共识，拼凑着无希望。
对于有声誉的知识分子来说，过去是危险的，因为它确立了某种道德的高标准，暂时带来名利。可也让人们有了渴望，要求他们遵照高标准继续行事。可谁能知道，某一天，当初将他们推上高处的人群会分化，会改换立场，从支持到批斗，从同路人到义务审查者，点燃危险的现在，并顺着网络留痕将火苗送至过去，让大火蔓延到个人史的角落深处。
即使外交部发声肯定中日文化交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蒋方舟忌惮的那些因素，仍超出了发言人表态能覆盖的范围。她重申“热爱祖国”的基本方针，仍能看出网络急行军下，起底式批判的惊惧尤在。
75岁的葛剑雄，与31岁的蒋方舟，兴许感受到同一种机理所作用的惊涛骇浪，他们以个人所在的立场、自个能选择的方式，在顺流过后的潮流上尽力不让风浪打翻，力所能及地避险。
如果要基于一个人在世上留下的印记，来评判他的道德价值，蒋方舟、葛剑雄、复旦悲剧的当事人，以及在最大程度上无力超越他们那类应对机制的旁观者，都无法肯定自己能拥有那正面的价值。
葛剑雄大谈历史虚无的教训，可其实有一种广泛的虚无早已将他吞噬，就像吞噬其他人一样。人们只能躲到生活的最深处，营造多样化的命运，幻想异质共存之类，一旦要走到外面，想要表达什么，看到的却是同一个世界扑面而来，身处同一个剧本中。
所有人，都陷入某种应对机制，似乎无法自拔。但在理智的黑暗中，只有应对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真正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