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响(图)

2021-07-19 19:30 作者: 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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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堪称赤潮渗透模式,“二二八”与“六四”都受其影响。(网络图片)

第一章

因“六四”反省“五四”及其影响

一、六四屠杀引发共产阵营崩溃

1989年4月15日,被迫离职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世,引发共党在中国大陆篡政后最大的和平抗争,波及全球,仅北京就有高达百万人参加游行。面对强大的民意,以邓小平为首的匪帮拒绝接替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处理问题,却调动19支部队进京,用坦克与达姆弹镇压和平请愿,死伤无数,是谓六四屠杀。[7]

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一直在利用国家机器滥杀无辜,可是因为共产党封锁信息,善于宣传,外界难以获知共产罪行。笔者出国前在四川生活近23年,从未获知共产大跃进及其相关政策饿死上千万四川居民,史无前例。[8]中华民国对共产罪恶的指控非但没有夸大其词,而是因为中共对内操控一切并渗透外界还不够全面与准确。

唯独六四屠杀除外,因1989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与戈巴契夫访华,大批海外记者聚集北京,得以把八九民运即时向全世界播报。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六四日记》作者封从德一再强调:“八九民运之和平,古今中外皆罕见甚至空前绝后——数百城市、N多次百万人大游行而不砸一块玻璃,甚至小偷宣布罢偷,未见它例。即便这样,共党照样集结二十余万野战军杀向首都北京”[9]。

六四屠杀成为全球数十亿电视观众看到的现场报导,引发全球反响,成为国际性的集体记忆。2019年4月28日,六四幸存者,现在美国的李俊披露他去香柏河(Cedar River)畔的“全美捷克和斯洛伐克博物馆”参观展览“革命1989:撼动共产主义的一年”(Revolution 1989:The Year That Shook Communism),该展览“主题虽然是东欧,但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三十年前的大屠杀”[10]。

以邓小平为首的匪共用野战军屠杀和平民众保住了在大陆的红色政权,却引发以苏联为首的红色阵营随之崩溃。六四屠杀唤起更多大陆人与共党决裂,甚至辗转来到台湾比如曾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赴汤蹈火的阮铭(1931—)。

六四屠杀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陆人(八九一代)认识共产党的起步。正是六四屠杀促使笔者在内的大陆人识破共产党原来是狼外婆,真正的祖国是中华民国,要被解放的不是台湾而是大陆沦陷区,邓丽君就是关心大陆,支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台湾人或曰中华民国人。

六四屠杀引发第一次退党潮,十年后共产党对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信众的迫害导致更多大陆人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并唾弃之。[11]

1996年,中共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陈小雅因在台湾发表《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被解职;在“六四”30周年前已被限制出境。而更多大陆人因“六四”与共党决裂后流亡海外,其中包括曾属大陆特权阶层的王若望(1918—2001)与高尔品(1947—)。1994年,高尔品利用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的机会将自己秘密研究的思想成果带出大陆并于1999年在美国以辛灏年之名发表《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作者详尽地论证是接受斯大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分裂了中华民国,制造了两个中国,而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在网际网络时代,海内外华人可以聚集在美国出版的《黄花岗》,为在大陆解体共产暴政,复兴中华民国而各自奉献。

二、国共两党本质的区别

以邓小平为首的匪共用六四屠杀保住了在大陆的极权暴政,但促使更多人得以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不过大陆人无论是谁,无论发表什么,依然不能逾越共产党的红线。1996年大陆学者李玉贞(1937—)在台湾发表专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披露许多重要事实,但她毕竟身在中共体制内,不可能不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解读史实。

2012年,李玉贞在大陆发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她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孙文及其三民主义与企图用苏式社会主义赤化全球的列宁南辕北辙。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领袖明确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1923年1月26日,孙文于内忧外患中,在拒绝共产党与苏维埃制度的前提下,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决定“联俄容共”[34]。“联俄容共”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采取的手段,目的是为了消除障碍比如北洋政府。

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人虽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不择手段,但不曾想到要利用他人尤其是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3年如此指责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33]。

1923年8月,孙文派蒋中正率团访苏三个多月。败退台湾后蒋中正痛定思痛,1956年发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其中第二章第七节〈我的游俄观感〉中就已认识到:“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想像所能及的。”[12]九十六年后,审视国共两党的历史,笔者断定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无可非议。孙文不仅把美国总统林肯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译为“民有、民治、民享”,还明确指出这就是他追求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13]

1924年2月17日,孙文则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明确表示“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14]。推崇孙文并以他为国父的中华民国本质上与马克斯主义背道而驰,可惜因为孙文被迫联俄容共,导致国民党从此被共产党渗透,最终大陆沦陷,殃及台湾。

为了坚持三民主义,孙文敢于反对援助他的苏俄,认同弹劾共产党的张继(1882—1947)提出“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15]。而中共在斯大林死前,唯苏俄马首是瞻。

李玉贞无法认识国共两党本质的区别,以所谓的党派利益抹杀国民党的理想和实践,把国民党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孙文创党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也即为国为民,党派利益从一开始就在国家人民利益之下,国民党入党誓词堪称为国为民奋斗之宣言。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应该像陈立夫兄弟一样勇于为国为民奉献甚至牺牲自己与党派利益,可惜他们无法阻止共产走卒潜伏在中华民国尤其是国民党,制造事端,祸国殃民。

只要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就可辨别孰是孰非。国民党的誓言既遵守天理人伦又爱国爱民;而共产党一再变更其誓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入党誓词却只字不提“抗日”,只要求党员发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6]

国民党向共产党学习“监视”和“镇压异见”等手段,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只有摆脱共党箝制的学者比如流亡台湾的大陆人李明才能认识到民国大陆史“有两条主要的线,一、就是‘临时约法’所开的法统与‘袁记法统’之争,是民主宪政和开明专制之争,二、与军阀割据之争。护国、护法、国民革命皆由此而来”。国民党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接收台湾与在台湾的统治模式与此密切相关,不能忽视。

孙文珍惜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可惜“联俄容共”好比引狼(共产党)入室(国民党),养虎为患。所谓的“国共合作”实质是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人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被迫与共产国际势力斗智斗勇,无奈追求民族独立的国民党最终不敌投靠国际恐怖组织的中国共产党。

与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不同,国民党突破重重阻力在大陆通过军政,实行训政,筹备宪政。1936年,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就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惨胜日本后,试图完成既定目标: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即使在中共的阻拦下,国民政府依然于1946年召开首次“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台湾代表依法参加。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宪法,定12月25日为宪法实行日期,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基于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宪政时期。全国包括台湾开始致力于实行宪政。而毛泽东则诋毁蒋中正于1945年8月14日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把重庆谈判当缓兵之计,依靠斯大林的支持,不遵守《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即双十协定),继续企图颠覆中华民国。因此,以蒋中正为首的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只能被迫奋起反抗,捍卫辛亥革命果实。[17]明明是毛泽东祸国殃民,但中共却用宣传污蔑以蒋中正为首的民选政府发动“内战”。[35]

“国共内战”不是内战,而是以国民党为首的各政党各民族各地区反对国际共产势力的正邪大战,持续至今,台湾也未能幸免,虽然形式不同,就像台海两岸都在纪念“五四”100周年,但着重点不同一样。而“五四运动”不仅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支部提供了社会基础,也将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史无前例地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政治化。李大钊等发动“五四运动”的方式堪称赤潮渗透中华民国的模式,特此简评,不仅仅是因为“二二八”与“六四”都受其影响。

三、“五四运动”开启赤化机制

在列宁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前,就有俄共(布)党员鲍立维以教俄语为掩护从海参崴到北京从事赤化活动。鲍立维不仅通过教职与北大教授李大钊(1889—1927)取得联系,还赤化了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的张太雷(1898—1927)等青年学生。[18]

李大钊1918年就在陈独秀(1879—1942)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声称Bolshevism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9]。李大钊还想当然地宣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李大钊一厢情愿地把鼓动“阶级战争”的“Bolshevism”美化成“人道的警钟”与“自由的曙光”,奋不顾身地投入国际共运,利用爱国心与民族情误导他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赤化中文世界。[21]

1988年中共刊物《党史研究与教学》就曾发文论证〈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钊〉[22],此前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人敢有异议。

从目之所及的资料来看,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侵蚀中国的开始。中共青岛大学教授吕明灼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吕明灼也认识到促成“五四运动”的不只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元培(1868—1940)与胡适(1891—1962)也必不可少。[23]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先用捏造的假学历与假职位聘请陈独秀(1879—1942)充当北大文科学长,后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邀请李大钊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4]这是李大钊能够发动“五四运动”的关键。陈独秀则因嫖娼,已于1919年3月失去北大教职,而胡适虽然也参与“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反文化运动,也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开辟思想通道,但他毕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因此引发与陈独秀的论战。所以,笔者认同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缺一不可的核心人物。

从1918年起,李大钊便开始发言发文鼓吹马列主义,鼓动爱国学生“直接行动”,仇恨拒绝共产主义的国家与群体以及个体,自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可以致人于死地的红色新话源源不断地进入中文世界。

李大钊不仅身体力行地宣传阶级斗争,还亲自成立或指导以此为目的的各种社团,目之所及有“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学生救国会”(1918年6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用了马尔格斯的名字)(1918年冬)“北京大学学生会”(1919年2月),“国民社”(1918年10月)。李大钊还是1919年元旦出版的《国民》杂志月刊的总顾问,该杂志不仅鼓动仇日,而且在第五期发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据称这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25]

就是说,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在思想上,宣传上,人员上与组织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没有李大钊,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鲍立维,就没有李大钊与张太雷的赤化工作。他们投身共运应该不是为了领取卢布,虽然中共从成立起就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扶持。[26]而“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维经斯基)那里取得资助”[27]。

李大钊让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学生成为被赤化的对象,其中包括傅斯年。而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五四运动”的指挥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场地。1920年3月,经鲍立维介绍,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见面,开始筹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28]

魏金斯基在1920年9月1日于莫斯科就其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东亚各国的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透露:“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9]为此魏金斯基在1920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开展的工作如下:

“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

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30]

李大钊等沦为实现共产国际总政策的中国走卒,误人子弟,屡肇事端,比如参与反英的“五卅运动”,导致“五卅惨案”,也因此1925年遭到北洋政府通缉。1927年4月,张作霖占领北京,将藏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等逮捕并缴获李大钊为苏联从事军事谍报工作的罪证。李大钊认贼作父,出卖中国利益,被处以极刑。[31]

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走卒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干的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卖国勾当,可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很难识别共产骗局,因为共产党确实如饱尝其苦头的阎锡山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对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训词中所言“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32]

“五四运动”把反传统反道德的“新文化”运动推向社会,为共产党在中国生根发芽培植了土壤,这是中共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的原因。从南京迁到台北的中研院与台大都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却不直面危害至今的红祸,还为接受共党阉割的大陆学者提供讲台,而笔者却因质疑推崇五四狂人陈独秀被一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排斥,可见五四狂人掀起的赤潮对台海两岸的影响延续至今。

中华民国当然可以纪念“五四运动”,但应该反省该运动的赤化作用与红色恶果,尤其是当苏联及其在东欧扶植的共产阵营已被和平解体,而赤潮在大陆吞噬的人数还在增加,台湾依然遭受北京打压的时候。

(未完待续)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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