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文革挨斗为何忽然被释放?谜底揭晓了(图)

2021-10-23 11:00 作者: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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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音乐学院内的贺绿汀雕像
文革被迫害关押5年,上海音乐学院校长贺绿汀忽然被释放。图为位于上海音乐学院内的贺绿汀雕像。(David290/wiki/CC BY 4.0)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花岗岩脑袋”

1966年6月8日清晨7时,贺绿汀和往常一样,边吃早饭边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突然,他停住了筷子。广播里传出刺耳的声音:“今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贺绿汀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加以驳斥。这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对他的批斗范围也从上海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贺绿汀跟我谈起了一次“有趣”经历。

那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他被勒令跪在台上。学校里的造反派深知他是“花岗石脑袋”,为了避免在会场上遭到他的反驳,事先商定不对他问话。他跪在那里,开始走神。明亮的灯光照在舞台地板上,那地板的木纹引起了他的兴趣,学过美术的他琢磨着各种木纹的形象:这像一条龙,那像狗,像猫,像云彩……对耳边的批判声和口号声充耳不闻。几小时过去,直到主持者大喊“把贺绿汀押下去”,他还一动不动跪在那里潜心研究“木纹美术”。

每批斗一次,贺绿汀就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护。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给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他一年中写了50多份、20多万字的“反扑翻案书”。市革委会当即决定对他进行新式的电视批斗。

1968年3月13日,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

造反派问:“贺绿汀,你为什么在1963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贺绿汀答:“姚文元当时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都在,到底谁对谁错,大家可以看嘛!”

“贺绿汀你交待,你说过过去挨了日本人打,后来遭到国民党的打,现在挨红卫兵的打吗?”

“在今天开会前,红卫兵不是还在打我吗?”

“贺绿汀你交待,‘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说过没有?’”

“说过,说过多次!”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在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会场顿时大乱。

批斗会后不久,贺绿汀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亲属都被打成“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的成员。

二女儿贺晓秋已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本来要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作曲,受他牵连,被定为“反动学生”,关进隔离室。4月4日,她作为“贺绿汀翻案集团”的“骨干”,受到严厉的审问。她像父亲一样不屈服,面对审讯者,她说:“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想通!”4月6日深夜,贺晓秋开煤气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月25日,第二次“打贺电视斗争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

这一次,批斗大会又成了贺绿汀的舞台。于会咏说:“贺绿汀,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贺绿汀大声说:“我没有罪!”对方说:你反对毛主席;他说:我歌颂毛主席。对方说:你翻案;他说:你们才是翻案。对方说:你反革命!他说:这是诬陷,造谣可耻!

戴着“红袖标”的彪形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动武,就从后头拧他反剪着的双臂,他痛极倒地,但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抢回话筒。“红袖标”再夺开话筒,他又抢回话筒……

信号被掐,电视荧光屏一片雪花。

突如其来的解放

1973年1月24日,离新年只有10天了。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枯坐着,耳朵里塞着小半导体收音机的耳塞。

突然,有人敲门。来者说:“请你马上跟我到学校去,领导找你谈话。”

姜瑞芝心中一阵紧张。在那种年月,每逢过年过节,要对“牛鬼蛇神”进行训话。她赶紧拿起毛泽东语录本,以便接受批斗。

一出门,她愣住了。门口竟停着一辆小轿车,要接她去学校!在“文革”前,这并不稀奇,但自从贺绿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以来,她见过的只有囚车。

轿车驶进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党委办公室的会议桌两侧早已坐满了人。上首空着一把椅子,居然是留着给她的。她的小女儿也被叫来了。

沉默片刻后,“专案组”头头终于发话了:“自从1968年逮捕贺绿汀以来,已经5年了。经过5年来的审查,贺绿汀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根据贺绿汀的历史表现,我们决定解放贺绿汀。但是,贺绿汀解放了,并不等于他没有错误。他还必须继续交代自己的问题。”

姜瑞芝告诉我,当时她感到非常突然,心想真是天开眼了。

傍晚,门口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轿车停在那里。姜瑞芝和女儿、女婿奔了出来。从轿车上下来的,正是阔别5载的贺绿汀!他面目憔悴,一身破棉衣,一条破围巾,毛线衣散了的线头露在棉衣袖口外面。

回到家里,他一个一个问起家人的近况。当他问起怎么没见到二女儿时,小女儿立即搪塞道:“二姐分配在桂林歌舞团。”“喔,在桂林。”他喃喃道。过了半晌,他又问:“你们知道我这次为什么给放出来?”对于这个问题,谁也答不出来。

两天之后,一位远客造访,谜底才揭晓。

这位远客乃贺绿汀的三哥——贵阳市副市长贺培真。贺培真当年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一同闹革命。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毅、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很熟悉。1935年,贺培真作词、贺绿汀谱曲的《西湖春晓》,作为电影《船家女》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传唱四方。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讬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

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贺培真来访时,家人实在瞒不住,便请他说出了关于贺晓秋的实情。贺绿汀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1979年1月,贺绿汀被再次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1988年,十届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有关部门邀请在沪政协常委座谈,85岁的贺绿汀在会上发言:“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不能尽让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尸位素餐。去北京开会我是最后一次啦。”

历尽沧桑,贺绿汀垂垂老矣。谈起音乐,他说:“音乐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从心中流出来的。作曲家只有自己感动不已,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别人。纸扎的花,是没有生命力的。”

屋里放着他所绘的两幅风景画。

1965年,他在钱塘江畔画了一幅小景,铅云低垂,遮天盖水,一片萧瑟。1985年5月,他在湛江边又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朝霞斑斓,云轻如锦,取名《希望》。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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