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子被劳教，只因“这句话”早说20年。（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王书瑶，沈阳人，男，1936年生。两岁时父亲过世，生活艰难，作过报童，卖过冰棍，对社会的苦难有很深的感受。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7年在“五一九运动”中，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不要高度集权，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1958年因此获罪，戴极右派帽子，开除学藉、团藉，送劳动教养。
“集权”一文极受北大与市党委的重视，1978年“改正”的时候，北大与北京市委的“五十五号办公室”，都拿出这篇文章与当时的社论与其他“解放”性的文章对比，说我的话只是早说了20年，1979年5月改正。
可是，也没给我什么优待。
当时之所以十分重视，是因为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洗礼，他们对高度集权的危害感受极深，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他们现在又在不遗余力地强化高度集权。
在劳教期间，最少的时候，只吃三两粮食，几乎要饿死。
1962年2月解除劳教，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农场就业。最沉重的劳动是在天津装拉圾，脏累不堪。1966年8月，“文革”开始之后，同许多人一起，发配新疆，先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劳动，修筑从库尔勒到惹羌800公里公路，战斗的沙漠瀚海之中，后又到农二师21团从事建筑和农业劳动。在这个时期，由于艰苦，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73年回辽宁农村，又作了公社社员，只相当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大半拉子”，作各种临时工。
我坚持不在农村结婚，如果我在农村结了婚，以我的身体状况与财力，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1982年46岁时方始结婚，生有一女。
1979年5月获“改正”，1980年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建立《无形价值论》，直到1992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专著。这个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改写了马克思的价值公式，即，把Q＝C＋v＋m改写为Q＝C＋v＋m＋jw，其中的jw，是无形价值转化成的物质产品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技术进步贡献的份额。只印了3000册的小册子，当时没有反应，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不少评论，说我是最早反思马克思的经济论理的先锋之一。
这个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考虑经营管理对经济的贡献。
1986年到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从事赋税理论研究，与人合着《赋税导论》，60万字，于199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我给出了最简炼的关于赋税的定义，和最早运用数理方法得出“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与“我国最优宏观税率的数理估计”。1997年在研究员岗位上退休。
2008年4月，再次以个人名义出版《赋税导论（简本）》，23万字。
1997年我在研究员的岗位上退休了，税务总局科研所像扔一只破鞋一样把从科研所中扔了出来，尽管我的科研成果如此显著，可是由于我非常明显的不合作态度，也还可能是“恃才傲物”，却没有一个单位肯“反聘”我，我陷入了新的困顿之中。
在这个期间，我除了写回忆录（是关于北大五一九运动和我自己的经历的），只写了“第三共和论”和“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传统”两篇文章。回忆录在2007年9月，由美国《黑色文库》在美国出版，书名叫《燕园风雨铸人生》，没有多少发行量，没有给我稿费，可是也没有向我要钱，我自己花钱复印了一些送人，当然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期间，我先是试图办一个网络公司，没有成功，后来又办了一个擦鞋店，叫“天步神足”擦鞋店，由于市场预测不准，北京的人大多不爱擦鞋，又由于找不到适当的工人，赔了几千块钱，黄了，注销了，可是这个招牌，还是挂在网上，还有人找上门来推销商品。
从2006年11月，我方始在网络里面冲浪，到2008年11月，我共在网上写了100余篇长短文章，大约20余万字，跟帖无数，产生了一些影响，还被某个网站评为2007年中国百名“公共知识份子”之一。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第三共和论（中国统一的最佳方案）”、“就直接选举向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请教十八个问题”（简称‘向温十八问’，此文影响最广，被许多网站转载，现在还挂在搜索的重要位置）、“整完陈水扁又整马英九意义何在？”、“党政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必定是一块可笑的遮羞布”、“寄语茅于轼先生”、“反右是阴谋的证据与后果”、“就瓮安事件问责石宗源书记”、“杨佳的悖论”、“增加财产性收入会进一步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增加财产性收入会引起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衰退”、“凭什么要纳税人为三鹿集团投毒埋单”、“给每个农民发一千块钱的购物券”等等。
网络生活同样困难重重，饱受压力。我最常发表文章的最有生气的《天益网》，几经封杀，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只剩了一个空壳，不能发表文章了；我在《博客日报》的专栏，已经完全被删除了；《博客中国》现在对我客气多了，不再删除文章了，可是，经常都是文章不在目录中出现，点击自然就少了，跟帖也看不见了，不过总算有文章摆在那里，有心人还可以进去。还有一个网站，对我没有挑剔，只是光临者少一点，不说它的名字，免得又引起网络警察的注意，对我封杀，像《博客日报》一样，那样，我就再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些东西在哪一天能出一个文集。
我现在还有许多题目要做，尽管很累，这种累不单是精力的支出，更多的是外界的压力，我的许多亲友都对我的安全担心，这对我是又一层压力。
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些反右五十年纪念活动和维权活动。
2005年我受到一个骗子的诈骗，在公安局立案两年多以后，由于我参加了上述活动，宣武区公安分局在侦办顺利的情况下，不加说明，突然撤销这个立案，这是伙同诈骗犯对我的政治迫害。我向公安部投诉也无人理睬。
从头到脚，混身是病，可是我不会停下来。
我一生的政治理念，就是坚信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并且终生为中国的民主体制的实现而奋斗。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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