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是寫給别人看的還是寫給自己看的？（網絡圖片）
蔣介石日記開放之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曾四赴胡佛研究所。在楊天石的印象中，去胡佛读蔣日記的學者，并不是传說中的“如過江之鯽”，而是“屈指可數”。“『胡佛』本來读者就不多，很多時候只有兩三個人，甚至只有一個人在那裡閱覽。”儘管如此，蔣的日記還是受到了特别的關注。“兩年以來，胡佛档案館裡读者最多的還是蔣的日記。其他档案读之前都要填申請表。蔣介石的日記就放在櫃臺管理員的身後，你跟他說我要看1943年5月的，他一轉身，一分鐘不到就取出來了。”楊天石說。
蔣日記開放之後，楊天石所在的近代史所大約有10人次到了“胡佛”。近代史所的前所长、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海鵬是其中之一。2006年3月，他和楊天石同時踏入胡佛档案館的大門。張海鵬在胡佛档案館待了5個星期，第一個星期读國民党改革委員會（蔣介石赴臺之後一手创办的改組國民党以求自新的機構）的資料，剩下四個星期專攻蔣介石日記，抄錄了30萬字。
7月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胡佛研究所和复旦大學的學者在北京座談他們依據最新資料得出的对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蔣日記“在歷史大勢上沒提供新东西”“抄日記”是近代史所每个到胡佛翻閱蔣介石档案的研究人員共同的任務。抄回來的日記，在小范圍传閱。
有賴這些笔跡各異的抄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冲及幾乎把蔣介石从1919年到1949年的日記都读完了。
金冲及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歷史，但就像一枚硬币的兩面，共产党的歷史常常跟國民党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通過蔣介石的日記，金冲及读到一个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蔣介石。1932年是民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金冲及順著日記看蔣介石在這一年裡一天天看什麼書，見什麼人，感覺到“一二･八”事变之後蔣介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蔣介石的主要身份是軍人、總司令，兵書看得很多。“一二･八”之後，蔣介石經常在日記裡感嘆知識不够，人才不够，所读的書从儒家經典、聖經擴展到法国革命史、拿破崙传、俾斯麥传、管子……
蔣介石認為国民党的老党員观念陈舊，新党員又多流於浮躁，外敌內亂之下，国民党要自新必得吸收新鮮血液。於是在這一年，包括北大校长蔣夢麟在內的一大批大學教授加入国民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沒看过胡佛所藏的蔣介石日記，但他至今記得1988年在胡佛翻閱宋子文档案的時候读到的关於蔣的一个“段子”：蔣发电报委託在美国的宋子文给他買四部二手汽车，每部车用在什麼场合都有詳細的交待。
面对同一本蔣介石日記，不同的學者读出不同的东西。“研究中国近代史、現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會是很大的損失。”楊天石說。
他的同事、抄錄蔣介石日記30萬字的張海鵬則認為，蔣介石日記“在歷史大勢上沒有提供新的东西”。
蔣介石日記寫给别人看 还是寫给自己看？
关於蔣介石日記的另一个“根目錄”級别的爭論是：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到底有多高？他的日記到底是寫给别人看的还是寫给自己看的？
金冲及在蔣介石1928年3月31日的日記裡读到宋美齡留的字條：你今天記的东西如果讓别人看到会有麻烦。但這个字條有太丰富的含義，既可以理解成蔣介石在日記中寫真话，又可以理解成蔣介石在寫了真话之后，預留了包括請宋美齡过目在內的“審查机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牛大勇从蔣介石日记聯想到了雷锋日记。“雷锋是一个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从來不留姓名的人，但是偏偏他做的好事我們都知道了。原因就是因為他记了日记。”章百家認為，日记相对回憶錄來說可靠性更高。当事人记錄下來的东西更接近他每天的真實想法。
宋曹琍璇以家屬的身份，以更近距離的观察，捍衛蔣介石日记的真實性。“我想每个親身读过蔣公日记的人都曉得他是寫给自己看的。在他1949年之后的日记裡不断出現他把1949之前某一天的日记拿出來看，并且给經国先生看的记載，如果当初的日记都是假话，我想兩蒋父子也不必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我們当初決定公開日记的時候，受到來自家屬的非常大的阻力。蒋孝梅甚至一度要起訴蒋方智怡。只是因為蒋方智怡的做法完全合法，起訴才沒了下文。因為日记是蒋介石留给經国先生、經国先生留给蒋孝勇，蒋孝勇死后又留给蒋方智怡的。我們在決定是否公布蒋公日记之前还曾經回臺灣向各位老先生請教。像秦孝儀先生（蒋介石秘書）就是非常反对開放的，理由是对老人家隱私不尊重。”按照胡佛研究所和蒋家的約定，宋曹琍璇在五類信息上“貼條”：个人隱私；个人财務情況；健康狀況；敏感的人际关係；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某人给出刻薄的负面評价，而這个人的后人目前还在臺灣執政。
按照這个标準，蒋介石日记被貼條的地方非常少。
掀開国民党赴臺后的“整党”序幕
1950年2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话：此次复出主政对於軍政经济制度政策、人事組織以及本党改造方案皆未確定，恐蹈过去功虧一簣之覆轍，或不如过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三十日之內必須积极準备，对於下列各項必須切實研究，有所决定也。
在下文中，蒋介石用红笔勾出六个圓圈，每个圓圈后面是一項有待落實的“要務”，包括政府組織形式、干部会議纲領與人選、總體戰實施程序與经济政策、监察制度與組織之實施、党的改造方針、臺灣党政方針與人選。
這篇日记掀开了国民党赴臺之后“整党”的序幕。
事實上，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发出了這樣的感嘆：“大局之危險困厄至开封淪陷以至极点，乃知歷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於敌寇外患之強大，而實在與內部之分崩離析所致。尤以親近左右之干部不知自強自立而一意推諉塞責……只怪他人，互相抱怨，而不肯為国家尽職責，减損絲毫之權益與名利，凡一切失败皆推至元首一身……”那个時候蒋介石就萌生了整党的想法，但是每况愈下的戰况，再加上国民党“中立委”对整党提議敷衍塞責，蒋介石的计画并未付諸實施。
到臺灣之后，1950年8月爆发的朝鮮戰爭给他吃了定心丸，“国民党改造委員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議。
从1950年到1952年的兩年间，“改造委員会”一共开过420次会議，一週要开4次会。胡佛研究所把每次会議的记錄及委員們之间的通信都收入档案馆。
蒋介石以“改造委員会”取代了被認為無能低效的“中立委”和“中執委”，改造委員会以陈诚為首，由16名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組成，平均年齡47歲，全部擁有大學學历，其中9人有海外留學经历。蒋介石把他的反对派組織到一起，形成沒有任何實權的“中諫委”。
蒋介石开始了他在臺灣高度集權的鐵腕統治。意識形態灌輸和党纪整顿被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陽明山官邸附近建起了国民党的党校“革命實践研究院”。任何人如果想在国民党或者中华民国政府謀得高位，都必須先在這个研究院接受4到6週的培訓。在此后，两年多的時间里這个研究院培養了3000名“毕業生”。
继“改造委員会”从上层改組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国民党基层的“换血计画”。蒋介石認為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知識份子的支持。从1950年年底开始，国民党以“党員再登记”的名義，把“內戰中與党失去联繫”的国民党党員重新召募入党，并讓這些人作為種子从臺灣本土发展党員，特别是知識份子党員。到1952年，臺灣的原住民党員中40％具有高中或大學以上學历。国民党党員从赴臺時的5萬人扩大到28萬人。
“村鎮一级的民主選举”
1950年到1951年，“改造委員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組織村鎮一级的民主選举。
1949年到1953年，在陈诚的直接领导下，臺灣进行了不流血的土改。第一步是减租——规定最高地租是農民年收入的37.5％；第二步是向佃農出售岛內1/5可供耕種的土地，佃農买地不用真金白銀地掏現金，而是以十年為期用劳动所得还債，而且不算利息；第三步是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政府以土地債券和股票的形式賠偿他们的損失。“『土改』全面鋪开之后，陈诚和『改造委員会』成員的執政信心大增。”胡佛研究所的马若孟教授在《與过去决裂——国民党改造委員会1950到1952》中寫道。
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