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农民工”与“打老虎”(图)

2022-02-08 19:30 作者: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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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先说“盲流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1956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1957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什么叫“盲目流入城市”?为什么在农村就是社会主义,进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本是农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国人早就在流动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是“盲流”的后代。试问当今城里人,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盲流”的后代?我就是“盲流”的后代。

他们是工人,不是“农民工

江苏长江北岸有个姜堰(今泰县),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胡锦涛也出自这里,知道它的国人才多了一些。这是我母亲袁金凤的家乡。妈妈是个乡下人。1927年,十三岁的她与姐姐、妹妹三个,从姜堰乡下到上海讨生活。据妈妈说,原来她们家境也还不坏,有两块田地,一块打下的粮食供自己吃,另一块打的粮食用来酿酒,家里有一个酿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双亡,家境破落,生计无着,除大哥留在乡下外,三个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别的乡下人一样,她们到上海去并不是“盲目外流”。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做工。那时候不兴叫“打工”。我1980年到美国时,才头一回听到“打工”这个名词。想来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发明。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打”字从何而来。当然,“打”字是万金油,连饭都可以“打”,工当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为了谋生,图一只碗饭。

就如现在的美国人称晚到者为“外国人”一样,早到上海的人称晚到者为“乡下人”。那时,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让“乡下人”,特别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过了八十年,现在也还是如此。如今他们不再被称为“盲流”,因为政府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了。但还有一个“户口”卡着他们,政府称他们为“农民工”。为什么叫“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户口。他们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样,差别只在一个“户口”而已。叫他们“农民工”是歧视,至少是“户口”歧视。

当时的上海,最东北角叫“杨树浦”。这是沿黄浦江与浦东隔江相望的一带。“浦”是江边、水边,从小在“杨树浦”长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记得哪里有什么杨树。大概上海开埠时这地方是有杨树的。杨树浦有一间属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纱厂,叫公大纱厂。这厂子如今若还在的话,当被尊称为“外企”的。

妈妈她们三姐妹运气还好,在公大纱厂找到了能够餬口的工作。是“童工”吗?也许是。受剥削吗?不知道。反正她从此就有工作、有饭吃了。妈妈没念过书,是个半文盲。一个才十三岁的乡下姑娘,能够在上海这个大地方谋到一个饭碗,即便受剥削,也高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厂里又来了一个苏北农民的儿子,也属“盲流”一类。他姓丁,那年十八岁,家在东台县安丰乡下灶村。母亲去世早,遗下三个儿子。他是老大,独自来到上海,看能不能挣钱谋生并接济乡下种田的父亲与两个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后我的父亲。

他们成了“上海人”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这样找到头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别的人一起在“东洋人”开的纱厂大门外面等工。他幸运地领到一个牌子:可以做一个星期工的牌子。他读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为机器编号,用毛笔沾上油漆,在纺织机器上一个个编写上号码。一个星期结束时,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头(上海人叫“拿摩温”,是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翘起大拇指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好来西!好来西!”当即决定父亲留用,作长工。

什么手续都没办,什么表都没填,父亲从此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从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为“上海人”的基础。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其在纺织行业的生涯。“我这一辈子没失过一天业。”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话。

工作稳定了,一个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他住在一个老师傅家里。师娘管做饭。他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师傅。这就有点余钱可以支持苏北的两个弟弟了。想想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八块。东洋人对中国劳工实在不算刻薄,起码不比中国资方给中国劳工的待遇差。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父亲人极聪明,而且好学,工余还进过夜校。

1959年我进控江中学读高中,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侨生班。归国侨生都学英语。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班、四个俄语班。我被安排到英语班,时常在家里念几个英文单词。他在一旁居然也能与我唱和几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会英文?”他微笑着说:在工厂做工时,大学生办工人夜校,他去上过课。年轻时记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没忘。

那些义务教员应当是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执政后改名上海机械学院,今称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和父亲的工厂在同一条军工路上,相距也就两公里。史载“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1928年)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应该说,父亲是在沪江大学的工人夜校学习的。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那家日资纱厂。后来,在同厂做工的父母结了婚。母亲是挡车工,整日在纺纱机旁穿行、接头,早已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父亲是保全工,即从事机器维护修理的工作。仅凭两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装的整套技术,成了技术骨干。

差点成为“地主资本家”

1948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产党打来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积蓄,在乡下买了二十亩地。几个月后共产党来了,说我家是地主,要斗争分田。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买卖,钱可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地。何以买了房无事,买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还要斗,还要枪毙。分地还好说,斗争起来怎么得了。幸亏父亲的堂弟是乡里共产党的小负责人,写了个证明,说那二十亩地是买来分给他的几个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这也是实话。父亲是孝子,四爹独身无子嗣,正指望分给他的几亩地养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万幸我家没当上地主。

也万幸,父亲没当上资本家。

共产党来到上海之前不久,父亲与几位朋友合股开办了一家小工厂。以后多半是要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妈帮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条子写证明那种忙,而是使父亲迷途知返,破财消了灾。

妈妈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妈是大姐。妈妈离开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时加入了中共。他们地下党在闸北的棚户区买了个简陋的房子,给姨娘(妈妈的妹妹)一家住,实际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问我表姐家里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交通站才取消。不过姨娘家一直还住在那里。每到过年时我们三家互相拜年,我去过几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苇席、油毡搭起来的。中间加了一层,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楼。在上海那实在就是穷人居住的棚户了。

1948年左右,当局在上海缉捕中共地下党员时,姨妈与她的同志曾持枪在我家阁楼上躲过一阵,待风声缓后才转移去苏北的中共“解放区”。

虽未得证实,我还是相信,在这么个革命姨妈的影响下,父亲认识到新社会开始了,万不可当再当资本家。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就主动将股票交给政府,与那间工厂脱离了关系。(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还说过“那间工厂还在呢。”)

如果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都是“黑五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儿子,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

打老虎

我八岁时,到处都“打老虎”。

后来研究历史我才知道,那时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对象是干部,“五反”则针对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预言“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他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并屡屡发出“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倾者被撤职查办,甚至自己变成“右倾老虎”,各级干部愈打愈疯狂,制造了无数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余人自杀,“五反”中自杀数过千。

父亲也成了“大老虎”。严格说来,他也算是个国民党员。当年在重庆有人行骗,说“想加入工会就交六元钱”。他交了钱,以为加入了工会,可拿到手的却是国民党党证。那骗子后来又到别处行骗,被人打死了。这事倒不大。问题是带队从四川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厂的厂长跑到台湾去了,四川来的都属于“接收大员”。邻舍的张大荣首先被揪了出来。因为他的兄弟是国军飞行员,到台湾去了。但他东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着遭殃。父亲也变做“老虎”,被“打”了。

被当作“老虎”打是很惨的。只是我当时还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与两个哥哥一起,坐在床上听妈妈哭诉:厂里在斗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妈妈要我们三兄弟记住:“爸爸是一个好人……”。我只记得爸爸坐在一边,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知为什么,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没被抓走,稀里糊涂地就没事了。政治似乎又远离了这个老百姓的家。

(原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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