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将三百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图为批斗“右派”。（网络图片）
1957年夏天，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使中华民族三百万（不止官方公布的55万）知识精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哐当”一声巨响，我身后的一扇大铁门关上了，我被几个警察领着推着从一条水泥阶梯走下去，走向大连市法院设在地下的看守所。头上幽暗的灯光，把我们的身影照在墙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动。这时，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写地狱的名著《神曲》：地狱的大门上写着一行大字：“来到这里的人们，把你们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泽东制造的人间地狱，不会再有摆脱厄运的任何希望了。
我所在的看守所几个大监室都塞满了人，我住的那个监室只二十多平米，塞进了五十多人，大家盘腿坐在三面靠墙的炕上，不准说话和走动，除了听看守所人员训话，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恶”。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萝卜，坐得腿痛，饿得发慌，我闭目沉思，几个月来的遭遇像一幕幕电影在脑中放映：
这年春天，毛泽东的一次次讲话和众多文件，不断号召人民“大鸣大放”，揭露党的工作缺点和错误，帮助党整风。一再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诺言，使心怀疑虑的广大知识份子逐渐大胆放言。我作为大连党报《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随市领导到各高校去参加鸣放座谈会，没有空闲参加本单位的鸣放会，只是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聊天发表些意见。
我认为：人大是摆设，不为人民说话；党不民主，不虚心接受各方的正确意见；党不重视知识份子，只重视大老粗；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伤害了不少知识份子的心。毛泽东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权前不断宣传民主，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为什么现在变了呢？……
十多天后风云突变，广大知识份子的鸣放意见，被称为是“向党猖狂进攻”，“言者无罪”的诺言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我的这些私下议论立即被人检举揭发，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于是大会斗小会批，日夜不停，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说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后被定为“极右份子”而遭撤职，投入打扫厕所和大炼钢铁等劳动，1958年的夏天，终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学老师，学校当局就逼她检举我的罪行。她不检举，就逼她讲对党不满的意见，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愤而辞职，带着3个子女逃回南方家乡，从此我便妻离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个多月后，法院人员递给我一张判决书，不容我声辩，判我七年徒刑。这样，我就成为大连第一劳改队的一个囚犯，从事制砖劳动。我们监室三十多个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风中劳动，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弯腰曲背干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时半夜里下雨，警铃一响，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抢盖。如此强劳动，每天只吃两顿，每顿一个窝窝头，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饥饿。
我们右派对中共以言判罪的恶毒手段无不心怀怨恨，刑事犯也对轻罪重判十分不满。劳改当局为了强令犯人“认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会上鸣放的办法开展“交心运动”，企图“引蛇出洞”，进行打击。每天晚间开“交心会”，大多数犯人早已领教了共产党的阴谋阳谋，都不再上当，只谈饭菜吃不饱，劳动吃不消之类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胆大的人发表不认罪不服法的言论，于是交心会变成批斗会。有一位化学厂工程师对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责“共产党不讲理”，几次批斗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从5年加到8年，他还是不服，不断声辩骂“共产党是法西斯”，终于在一次公审大会上把他判处死刑枪决了。还有一位海员，说他过去出差到日本时犯了一点过失，关进日本监狱，顿顿吃大米饭和鱼，还不劳动，如今吃不饱还要干重劳动，指责“共产党不讲人道”，几经批斗，他还是骂，就被绑在医务室的铁床上施用电刑，诬蔑他有精神病……许多事实使我们认清所谓“劳动改造思想”完全是谎话。改造思想只能用说理和辩论方式才会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劳动和恐怖手段对待有不同意见者，这是专制政权的故伎，无非是使人们内心产生恐惧，从而不敢说话和反抗而已。
1959年夏，劳改队召开大会，宣布一批名单，说要遣送到内地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后来才知道，在台湾的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中共担心我们会起来响应，才把我们送到远离海岸的内地去。在上火车的路上，我被劳动累坏的身体，实在拎不动两只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只装满衣服的皮箱扔在路边了。我们1000多人被押上用来装运牛猪等牲畜的闷罐车，全车厢只有一扇小窗用来透气透光。第二天到锦州，再转乘大卡车到锦州西面的另一个小煤矿劳改队。
当我们列队进入这个劳改队时，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点人声，一片死寂。大家很惊奇，终于在一个监房里发现有20个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个个说不动话，也没有气力行动，形同僵尸一般。经再三打听，这个原有1200人的劳改大队，已饿死1180人，就只剩下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这20个人，后来也在半个月内陆续死去了。这个劳动队的原有统统死光，一个不剩，使这个劳改队在毛泽东的所有专政系统中，创造了虐杀犯人的最高记录，可与希特勒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媲美！这里如此悲惨的情景，给我们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意识到我们也将在这里成为新鬼了。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每月只有12斤口粮（每天4两），根本吃不饱，却强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们这批新来的人开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频率走向死亡。尸体由身体较好的犯人抬上板车，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喂给狼吃（大概也是因为没有人有力气天天去挖坑埋尸吧）。有时尸体扔下后忽然又动起来，好心的难友把他再拉回来，其实这人还能再活几天呢？在这块荒无人烟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丛中，无数尸体难以数计，或仰着或俯着或屈着，惨不忍睹。在“毛泽东红太阳”的照耀下，这里阴风凄凄，白骨闪着刺眼的青光，空气中弥漫着腐尸的恶臭，不时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些拉去不久的尸体，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体残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总之这里悲惨可怖的情景，就像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使人不寒而栗。毛泽东暴政使大量无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发指！
我们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久而久之神经反而麻木了。早晨醒来，可能发现睡在左边的难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发现睡在右边的难友又不动弹了，谁都不知道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冤鬼！落在中共的绞肉机里，谁还有生的希望呢！有些难友预感到自己快死了，干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给身体较好的难友换根香烟抽，免得白白死去。在监房旁边有两间大房间，从地面到屋顶堆满了铺盖卷，上面写着主人的名字，它们都是冤鬼的遗物，等待家属前来认领，可从未见到有人来领，又有谁敢来领呢？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尽管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劳改当局完全不需为此担心，因为各地政府源源不断地把犯人输送进来，每天三五个十几个从不间断，就像开足了马力的生产线。我们好奇地问新来的犯人犯什么罪？有的说：“我饿得不行，骂共产党不顾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说：“我偷了公社食堂两个窝窝头，判了3年”；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犯人，他说：“我的父母都饿死了，我在笔记本上写‘我们要起来干，不能等死’，被人检举就进来了。”
据他们说，当时辽宁省创造了名为“群众审判”的所谓“先进经验”——针对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司法部门来不及审判和处理，为了“提高效率”，决定实行新办法：乡镇县各级召开群众大会，要求群众检举揭发“犯罪份子”，当场就把被检举人抓到会场台上，大会主持人简单说明此人“罪行”后，问：“怎么处理？”台下的党员或积极份子就喊：判他劳改三年五年！主持人又问：大家同意吗？台下的人三三两两举手就算审判完成，既没有被告和律师的申辩，也不需要任何证据，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一批批犯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劳改事业怎能不兴旺发达？！这正是中共“无法无天”残害无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个例证。
犯人们饿得没有力气干活，劳改队的生产任务难以完成，劳改当局想出了妙计：号召大家争当“劳动模范”，给予减刑、假释的奖励。有些老实人就拚命地干，甚至放弃休息，结果营养和体力消耗过快，还未评上“劳模”就先去见了阎王。
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声中，中共当局认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险分子，于是我们几百个人又被押上闷罐车，驶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辽宁省北边靠近内蒙的凌源县劳改农场，从事种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业劳动。无论在大连、锦州或凌源，我们亲眼目睹到处风调雨顺，没有任何天灾的迹象，可是各地农田却千里荒芜，杂草丛生，不见有耕作的农民。大家心里清楚：正是毛泽东一意孤行“高举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才是全国粮荒，饿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话。
为了应付全国人民对饥饿的不满，当局想出了新花招：在全国宣传和推广所谓“粮食增量法”，说只要把粮食放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蒸煮成食物，粮食就会增量，就吃得饱了。这个“先进经验”很快传进我们劳改队，厨房如法炮制，开饭时每人领到一块比平日吃的窝窝头大一倍的玉米面方糕（大概因含水量多，做不成圆形的窝窝头），吃后确有胀饱感，可一次小便肚子又瘪下去了，肚子又饿了，大家这才明白：这哪里是增量，不过是增水，多吃水能吃饱吗？共产党不是在骗人吗？这个花招被戳穿了，又有新花招：把玉米杆磨碎后掺进玉米面里做窝窝头。这下窝窝头的体积大了，但玉米杆很难磨得细碎，吃后肠子和肛门被玉米杆刮出血来，疼痛不已。大家气愤地说：“共产党不是把我们当牲畜吗？”
为了自救免于饿死，大家在劳动中千方百计寻觅一切可吃的东西，把各种野菜塞进口袋里，不管有毒无毒，拿回队里用水稍稍漂洗就吞下了肚。这样人人的肚里长满了蛔虫，多得从鼻孔里、嘴里爬出来，令人见了恶心得作呕。还有多位难友因蛔虫多得把胃肠或心肺堵塞不通而活活憋死，真是人间惨剧！有次我大便后发现粪便中有一堆蛔虫在蠕动，用小树枝把它们扒开来一数竟有120条，而别人都说我肚里的蛔虫是最少的。
一天在田里，我看到一只青蛙，求生的本能提醒我：它是蛋白质和脂肪啊！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每年只有新年和国庆才能吃到指甲般大小的几块肉，这只青蛙对我太重要了，我使足全身力气猛扑上去把它抓住，随即用指甲划破它的肚皮，扔掉肠胃，连心肺一起送进嘴里吃掉，青蛙还在吱吱叫呢！有时发现蜢蚱、蝴蝶等昆虫，也毫不犹豫地捉来带回队里，在厨房火炉上一烤就吃掉。
大家都跟我一样在挣扎着求活命，我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文化，大脑被剥夺了一切功能，只剩下填饱肚子的本能，都成了野兽了。其实这正是中共的阴谋或阳谋——把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求生本能的兽民、顺民、愚民，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它的专制统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特别是维生素A，全体犯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浮肿病，每天夜里都成了瞎子，走路飘忽无力，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可怖的景象——每天晚上在监房里行动或上厕所，所有的人都向前伸出两只手，以防碰上墙壁或别人，加之两腿乏力，行走时飘浮摇摆，在幽暗的灯光下，宛如一群群幽灵飘来飘去，伸着双手，像在倾诉冤屈，像是要抓个活人作“替死鬼”，如果有外人进来看到这番景象，准会以为进入了地狱或鬼域而惊骇得瘫倒的。这堪称毛泽东时代辉煌成就的一道“风景”吧！
犯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社会上的景况也一样。一天我们在田里干活时，突然一个中年农民闯进我们工地，这人瘦骨嶙峋，面色死灰，走路踉踉跄跄，他问我们：“我能到这里过活吗？”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村里树皮草根早吃光了，快没有活人了。你们虽也挨饿总还有点皇粮吃。我们告诉他：要来还不容易！只要在干部面前骂声害死人的毛泽东，你就一定能进来了。这人后来再没有来，估计已饿死了。
暴政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当时不仅犯人们心怀怨恨，就是共产党员管教干部也多半敢怒不敢言。其实这些管教干部在上层领导眼中，也不过是半犯人，他们或因不满领导，不听指挥，或因工作上的过失，被贬谪到基层劳改队、教养队作为变相的惩罚，只是名义上好听点和比犯人多一点自由而已，所以内心是忿忿不平的。终于有一天，他们的怒火爆发了——
凌源县一个劳改队的几个管教干部，率领一批犯人携带枪枝逃了出去，逃进附近深山打游击去了。这可不得了，因为凌源是劳改城，有多个劳改队、教养队集中在这里，有犯人几万，超过了县城的人口总数。如果这个星星之火发展成犯人大暴动，对中共政权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当局立即调来几万军队包围深山搜剿，最后把反叛者捕获，随即召开上万犯人的公审大会，把他们枪决了。这件事使“劳改城”的所有犯人心灵受到震动：勇敢的反叛者们受镇压了，但暴政造成的反叛思想和意志能用暴力镇压住吗？
熬过了七年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九死一生，万幸没成饿殍，1965年秋我被释放了，先在劳改农场干了几个月农工，后被遣送回江南的家乡。我是自由公民了吗？不，是“二劳改”。——要向派出所经常报告思想和行动，到东到西要经批准，每到节日就和“地富反坏分子”一起集中禁闭，不准“乱说乱动”。为了谋生，我做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拉车运货，当建筑队小工，受尽歧视凌辱。我方明白：我从小监狱进入了大监狱，“右派份子”的恶名烙印在身上，我成了永世的贱民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全家又被强迫“下放”，我和妻子及3个子女被放逐到附近县城的农村，又使生活雪上加霜。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美称，解放前农民生活都过得去，就是贫下中农也很少有挨饿的，饿死人是从未有过的。可是在毛泽东宣称“人民公社好”的时候，这里尽管风调雨顺，全公社却饿死了二百多人。我来这个公社后，就和贫下中农一样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锄地翻土、挑稻挖沟，农忙时节下田插秧，空气和水的温度高达摄氏40度左右，两腿被水中的蚂蝗咬得血迹斑斑，面孔被成群结队的“蠓狮子”（一种比普通蚊虫更小的蚊虫）叮咬，挥之不去，奇痒难忍。从早晨干到日落，很少休息时间。特别是夏初小麦收割后，一向是农闲时期，农民可休养一二个月，等待种晚稻，但当局为了增产粮食，强迫农民放弃休息，加种一茬“双季稻”，不仅农民在烈日下干得疲累不堪，且因地力消耗过大而肥料不足，亩产量只三四百斤，根本得不偿失。每年从稻麦两茬变成三茬，农民终年辛劳，收获的粮食却大部分被公社“统购统销”搜刮去了，这样就使劳动工资降为每天8分钱，所有农民全都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除了卖掉饲养的猪鸡有点收入，平日连买油盐酱醋的零钱都没有。加之口粮不够吃，家家都在挨饿，不得不借钱或卖掉和当掉财物，到山区去买粗劣的杂粮（如山芋干）来填饱肚子。所以我在那里，贫下中农并不因我是右派份子而对我歧视或疏远，相反还对我表示亲近。他们知道，大家同受欺压剥削，都没有选择种什么作物的自由、经营谋生的自由、休息的自由，甚至没有逃荒求生存的自由。我们等于被手铐脚镣锁在这块土地上，被强迫干繁重的劳动，被强迫挨饿受苦，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的农奴啊！人民公社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比西藏农奴制更黑暗更残暴，它还迫使四千万农民死于饥饿。
我在生产队什么活都干，由于长年累月的困苦加速了身体衰老，后来我干不动重活了，生产队派我专职管一头牛，于是我天天牵着牛到处溜跶，让它吃草，让它下河喝水洗澡，再清扫牛舍。我预料我将当“放牛翁”直到老死了，想不到1978年传来好消息：我得到“改正”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此结束了十多年农奴生涯，在家乡一家地方党报恢复了工作。我的妻子因在鸣放中不堪逼供，辞职回家失掉组织关系，只能当代课老师，作为右派家属的她，为我受尽凌辱打击，精神刺激太大，使其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就在我“改正”不久去世了。她实际上也是被中共的暴政迫害死的。
回想漫长的22年中我和全家老小经历的苦难，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至今午夜仍不时为恶梦惊醒，思之心酸。这段历史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史，也是几百万右派份子和几千万家属的苦难史，更是全民族的苦难史。现在当政者中有些人想方设法隐瞒和掩盖历史真相，以维护罪行累累的中共形象，维护毛泽东传下的专制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违反人民意愿的。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目的在于告诉后人毛泽东时代的真相，中共统治下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暴虐的时代，希望大家不要受谎言的蒙蔽，要牢记历史，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要努力推进民主宪政，维护人权，实行言论和新闻出版等自由，不能再让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专制制度（如以言定罪）继续施虐，再贻子孙以无穷的祸害。
感怀往事，心潮难平，爰作小诗，以抒衷曲：
响应号召成右派，百万精英陷牢笼；
阳谋阴谋胜秦嬴，翻云覆雨凭哄蒙。
廿载劳役险成鬼，饿殍遍野泣哀鸿；
士林黎庶同遭难，斑斑血泪应记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