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图片来源：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7月29日讯】昨天莫名刮起了一阵“怀舅风”。近日刷屏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提到，“二舅”今年66岁，算起来1950年代生人。由此想起了我的四个舅舅，他们与“二舅”算是同一代人。四个舅舅出自同一个家庭，然而各自的人生路径迥异，各有悲欢，却好像代表了改开四十年来社会变迁下，小人物们在四个象限里的四个轨迹。原汁原味，不带鸡精。
外公是沿海小城的农民，后半辈子的职业是乡村戏班子的打鼓艺人。外婆生了十几个孩子，养活了八个。前四个是女儿，后四个儿子。
所以我有三个姨妈，四个舅舅。
1、大舅
大舅是文革前的大专生，妥妥的学霸。毕业后大舅到闽西某工业城市工作，在一个单位工作30多年，成为令人羡慕的端铁饭碗的高工。
外公去世得早，大舅是家中长子，人设自带威严。从小我的记忆里，大舅就是所有表兄妹们最畏惧的大人。碰到大事，众姨妈家舅舅家也要找他拿主意，有点像红楼上下小心翼翼提及贾政。
作为家族的探路者，大舅对自己的路径经验颇为自信，由此也对孩子们加强管教。他的大儿子、我A表哥仅比我大几个月，却在大舅的鞭策下，连连跳级，硬是比我早了三年考入大学。
等到我快高考时，大舅破天荒地写了一封信给我，指导报考志愿。大意是：女孩子学理当学医，学文应学法律、财务或金融，有一技伴身，越老越值钱。
信尾，他提醒道：千万不要报中文，也要避开农业院校——A表哥被调剂上了某粮食学院，让他后悔不迭。
那时我年少轻狂，对大舅的建议很不以为然。我避开所有的法律财务金融，选择了新闻。
如今30年过去，回首我的道路，我对大舅当初的“远虑”，忽然有种复杂的遗憾，说不清是服，还是不服。
大舅是靠自身努力走出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不仅改变了自己身份和命运，也让第二代有了更好的起点。大舅的大儿子（我的A表哥）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一家厦门外企，在厦门房价暴涨之前适时买房，成了融入鹭岛的异乡人。大舅跟着也在厦门安家养老。
大舅是幸运的，同龄人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才有他这样的幸运。
2、二舅
二舅在我记忆里一直很模糊。他在家族的存在感，更多地被他那不受公婆和妯娌待见的二舅妈，以及惹事生非的儿子所取代。
二舅虽没上大学，但也在闽西一家国营水泥厂找到工作。80年代初我家自建房，我妈找二舅要水泥票（计划经济时代凭票可以购买平价水泥）。据说，内部职工有这个福利。但是二舅说，手里没有。
多年后我妈在回忆这个情节时尤为感慨，二舅是不舍得免费给亲姐水泥票，推说没有。但是同在水泥厂工作的熟人都证实，这是每个职工都有的福利，送人情，或卖这个指标也能换钱。后来我妈只好向别人买水泥票。
这件小事，足显二舅的“小气”。但客观地讲，也许更反映出二舅经济状况的不佳，和对生活自主权的失控。在姨妈舅妈们眼里，二舅的不幸源自于他的婚姻，他娶了一个漂亮的二舅妈，但是中看不中用——二舅妈不仅不受公婆喜欢，妯娌之间也颇多怨言。
不幸的种子生根发芽。二舅生性软弱，由此也惧内。而二舅妈教子无方，对儿子（我的B表哥）百般宠溺，以至于B表哥成了大家族里最令人头疼的“混世小魔王”：早早辍学，游手好闲，未成年就对他父亲——我二舅大打出手，搞得鸡犬不宁。成年后的B表哥动辄跟二舅要钱，二舅一度为躲避儿子的家暴，早早退休，隐匿在外多年。
外婆一提到二舅，老泪纵横。比二舅大十几岁的姨妈们，曾四处为二舅寻找隐秘的养老院，甚至建议他出家，去寺庙安身。
前几年，从我妈处听说二舅病故了。走得悄无声息。亲人们最后只见到一副悲苦的遗容。
亲戚们大多把二舅的不幸，归咎于家庭。尤其在闽地封建传统浓厚的家庭里，家道兴旺与否，往往取决于能否相夫教子的好媳妇。
这个好，自然意味着忍辱负重，奉献，不折腾，把贫穷和苦难，不仅能内化为家常便饭生咽下去，甚至还要口吐莲花，感恩戴德。
犹如刷屏视频里的“二舅”。
3、三舅
三舅的人生故事与大舅雷同。想必有大舅的道路指引，三舅少踩了许多雷。
三舅在文革后读了师范，脱离土地，毕业后在一个镇中学教数学。娶了朴实勤劳的三舅妈，夫妇俩省吃俭用，把两个孩子送上了重点大学。
表弟毕业进了著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认识了同门的表弟媳，两人凭智力和能力强强联合，并在上一辈的资助下，早早在北京安了家，实现了字面上的财务自由。
三舅一家两代人用40年，高效完成阶级上升的进程。一个环节都没有踩错。
4、四舅
四舅与刷屏视频里的“二舅”年龄最为接近，性格也相似。我妈常说，八个姐弟里，四舅最聪明。
四舅从小机敏好学，多才多艺，且一学就会。但因是家中老幺，生性调皮，最为自由不羁。四舅上中学时，正好碰上文革，在社会上虚度晃荡了几年。后来有个机会，进了国营的公交车站，当一名合同制的跟车售票员，跑沿海线。
80年代，城关往沿海40多公里省道，来回90公里，妥妥的跑长途。每天风吹日晒，道路颠簸，正式工不爱跑。四舅一开始干得很开心，重复几百遍后，心中渐生无聊。后来，他学着其他头脑活络的同事，悄悄地带一些海鲜进城倒卖，偶尔也把城里的时髦货带给沿海村镇的店铺。因为大方开朗，又热心肠，四舅很快成为邻里上下最受欢迎的年轻人。
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快到年关，四舅拎进来一条足足有两尺长的大鱼。那大鱼还活着，腮部一翕一合。我家的小猫好奇地靠近，大鱼突然扑腾甩尾，把小猫给吓得惊跳起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忘了是什么鱼，只记得我妈花了很长时间处理这条鱼，光是鱼籽就煮出了一大盆。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鱼肉各种煎炸烤煮，怎么也吃不完，最后还做成一大罐鱼肉松，囤放了很久。
那是蛋白质匮乏年代，我对“富足”一词最深刻的记忆吧。
四舅的业余爱好也极其庞杂。因为住得近，他在我家订杂志，不时来取。其中有几份象棋杂志报纸，也有文学刊物。我也蹭着看，看不太懂，请教四舅象棋残局，他顿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可是好景不长。大约80年代末，四舅被内部举报私带货物（虽然人人都这么做），从此丢了铁饭碗。也许是羞愤难当，四舅从此远走他乡谋生，把妻儿留在家里。四舅是姥姥最小的孩子，也是最疼爱的。姥姥为此牵挂不已。
1992年秋天，我考上北京的人民大学。四舅妈给我抄了一个地址，说，你四舅也在北京。
那时候没有电话，地址也模糊不清。一个星期天，我照着手抄的地址，倒了几趟车，找到苹果园地铁边的一条小街，然后沿街一个铁皮房挨着一个铁皮房地找过去，终于在贴着“快修打火机/手表”的窗子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现在回想那个场景，有点不可思议。那时候相互都没有手机和电话，也没能事先约定，找人全凭运气。
四舅正在埋头修理着什么，见到我，也很惊讶。但他没停下手上的活儿，一会儿功夫，有好几个人过来取这个取那个。四舅很熟络地应答着，我听出，四舅的普通话带上了一股京腔。
忙完活儿，四舅关了窗口，带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面，又逛了逛附近的地摊，买一些小零碎。回到他商住两用的铁皮房，五六平米的空间挤放了一张床，杂七杂八的家当。初冬的北京，铁皮房里坐得发冷。四舅生了炉子，呛鼻的煤烟气中，相互聊了聊近况，就送我回校。
临走前，四舅让我摘下腕上的石英表，给我换了块新电池。
第二次见，已是来年春天，四舅送了我一辆旧自行车。我照着北京旅游地图，骑了2个多小时，才从苹果园骑回西三环边的学校。但这之后，我再没去看他，车子不好骑，骑一趟太累了。
四舅北漂了四五年，修小电器的个体户创业，让四舅学会了半口京片子，但最终也没让四舅混成什么名堂。又过一年，我妈来北京看我，也去了苹果园找四舅。姐弟俩不知说了什么，几天后，四舅彻底关掉了铁皮房，两人一起大包小包，背着铺盖卷回家了。
再后来我也四处漂泊，求学工作，再少见到四舅。偶尔在家里发来的家族聚会照片上，看到四舅逐渐衰老的身影，面容不喜不悲，大概终是被生活熨平了脾气。
去年初，突然听我妈说四舅走了。据说那天他自诊心脏难受，连忙打车去医院急诊，都躺急诊室床上了。然而碰到个不慌不忙的大夫，说不急，他先去尿尿。四舅一听也想尿，刚到厕所，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没醒来。
前不久回老家搬家，在旧抽屉里翻出了一条一尺见方的蓝紫色丝巾。想起来，那是当年四舅带我逛苹果园地摊时买的，5毛钱一条。那时我经常拿蓝丝巾扎在辫子上，同学们都说很好看。
也想起我妈说，**八个姐弟里，四舅是最聪明的，可也是最不走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