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邓小平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有不少概念是来自于美、日两国；当年的改革开放如同廿世纪的洋务运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0月10日讯】1991年世界发生了几件大事，改变了中共。
首先，就是苏联解体。严格来说，苏联虽然解体，但其实不少从独立出来的国家，在1991年后的政局，还是由前苏联的党政高层所把持；1991年12月向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时候，克里姆林宫连俄罗斯、白罗斯、乌克兰都控制不了。在中共眼中，情况就有如京津冀、江浙沪、两广等都不再听命于中南海。苏联解体是中共最害怕的结局，亦解释了为何在过去三十年来，中共很刻意地建立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小粉红的意识形态，伟大民族复兴的政治纲领，就是这个时空背景下的产物。
但很少人留意到另一个发生在1991年的事，同样对中共有深刻影响。
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神话是亚洲各国的学习对象。简而言之，日本透过贸易盈余，投资建立更高效的生产线，令工业出产的成本更低，从而取代欧美各国，成为世界最有效率的工业国。今时今日我们眼中，日本的产品代表了高质素，但是在1970年代，欧美的消费者总是抱怨日本生产的货物虽然价廉，但略嫌造工单薄。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对日本制品的成见，也是欧美民众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欧洲的民众，先在1950、1960年代被美国的消费主义冲击，然后就到1970年代日本货品的涌现。对于那些仍然有战前欧洲黄金时代回忆的一代英、法、德、意等地的国民，战后世界的经济文化转变之大，彷如隔世。
但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大家也渐渐接受了日本的经济冒起，甚至见到日本超英赶美的现象，不少国家都想学习它的成功之处。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之前两个月，外访的地方就是美国和日本。
当然，当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必须拉拢以抗衡苏联，但不要忘记美日在1970年代是世界两个最主要经济强国。有理由相信，中共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方针，有不少概念是建基于向美、日两国的经验学习。某程度上，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是廿世纪的洋务运动。
晚清的洋务运动，最终不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但也不能说是成功；虽然由晚清到民国初年，见到有一定的经济转型，但步伐与欧、美、日却相差甚多。1949年后，更当世界各国在经历战后和平的复苏，新中国却沉沦在宫廷政治。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的起步点，与理想中的现代化有严重的落差。
假如要在美日两国的模式当中选择其一，当时中共高层必然是会以日本为仿效对象。正如刚才所提到，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应该加强了当时中共对于以出口为主的经济规划思维。
但由1989年起，日本经济盛极而衰，苏联阵营亦在此时步入历史的坟墓。可以想像当时中共的存在危机有多严重。由1992年起，中共的所有社会经济政策，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基本的方针：“不要步苏联和日本的后尘。”
究竟日本的经济为何盛极而衰？这个问题甚至连专门研究日本经济的专家，也未有一个定论。但如果从中共一贯的思维模式去理论，日本经济盛极而衰的最大原因，是没有管理好资本市场的扩张。所以在1990年代，中国大陆政府的其中一个政策纲领，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机制。
宏观经济调控，说穿了就是透过影响汇率和利率，来达至物价稳定和充足就业。但市场经济的周期，比教科书的解说，更复杂，亦更难精准地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简单的产价增长，而是整个结构里面的连系越来越多变化；我的比喻就是：“市场像人的脑袋，发展不是脑袋变得越来越大越重，而是当中的神经末梢的连系越来越多。”
到达某个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和政策的关系，就不再是单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德勒（George Stigler）在1971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提出“监管俘虏”的概念，意思指市场监管机构与被监管的行业，经过长时间的互动之后，反而会被所监管行业反制、主导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日本的经济泡沫和最终的爆破，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权倾朝野的日本金融以及工业财阀，主导了政策的结果。
过去几年，中共最明显的社会经济政策，最少有三个。一是对中国各地，尤其是主要大城市的严密监控，当中以防疫为名进行的社会改造。二是切割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系。三是将海外上市的科技企业强行召回。表面上，这三个政策都是不可理喻，但如果明白到中共在集体下意识中最恐惧的两件事，其实一切都是一脉相承，目的就是不要让1991年发生过的事，在另一个地方历史重演。
历史的洪荒之力，有人能够抵挡得到吗？代价又是什么？当年晚清洋务运动那丁点成果，最终为何淹没在历史当中？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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