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香港政府新闻处）
【看中国2023年4月21日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南巡香港，言谈并无新意，不外是向世人宣示北京亲手统领香港，正迈向三权合作，并同时宣布香港今非昔比，政治紧控将会变本加厉，绝不手软，今后只能是揾钱发财的经济城市，政治权利只留给北京审定的“爱国者”，其他人一概免问。
香港人废话少讲多做实事，对政治台词不感兴趣，不在话下，但怎会不明白，眼下香港有理说不清，只能自求多福，沉着应对，心照不宣各自努力，不会碰触红线（知道的话）自找麻烦。国家领导人从统战的角度看，既然大局在握，也该趁机摆出既往不咎丶一齐向前看的泱泱大度，在政治上稍为放松，广开言路以释出善意，争取更多人支持新香港。
相反，夏宝龙摆出胜者全胜的姿态，不因实施《港区国安法》及激活英国殖民时期煽动法规而自满，表明需要政治加辣，尽快订立国家安全法（即《基本法》第23条立法），授予当局更大权力，以杜绝北京心目中的本地及外国反对势力。显然，中央取向如此清晰，必有不便明言的针对目标及政治计算，令香港人感到政治整肃仍未完结，促使有离心者及早离港，而投资者深谙风险管理之道，起码先抱观望态度，一切待二十三条立法尘埃落定，再决定是否投资。结果，人才留不住，又不能吸引资金立即投入香港，说好的“由治及兴”，真不知从何说起。
夏宝龙对特区行政丶立法、司法的悉心指导，同样透露玄机。他指点司法机构需要维护国家安全，具体有何要求则不作说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也不加补充，一切尽在不言中。他又指出，特区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必须负起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他日成功固然好，失败的话，需要负起全责。换言之，大家切勿误会，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可以发号施令，不等于中央对特区施政责无旁贷，因为特区既然负上主体责任，工作有何闪失，责任就压在特首身上。
紧记，中央不会有错，错的都是特区政府执行出毛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落实主体责任，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意思是，上级领导（港澳办主任）把责任压给下面的书记（李家超？），确保责任落到可以发挥实效的地方。书记（特首？）要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领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自律的表率”，督促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才算负上主体责任，否则便是失职。
今时今日，小至简约公屋，大至“明日大屿”填海计划丶二十三条立法等，没有中央支持甚至拍板决定相信难以成事，这叫党的领导。但一旦出了状况（如超支丶财政危机或工程烂尾丶投资者却步），必定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将“责任落到实处”，到时政府问责团队，尤其是特首李家超将负上首要责任，与夏宝龙无关。
夏宝龙的治党经验原来也可用来教导立法会议员做好工作，建立“良性互动优质民主平台”。他主张香港立法会可兼备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力及政协的协商功能，岂非是指大陆的人大只管立法不负责协商，令人有点莫名其妙。他又鼓励香港引用习近平思想，推行“全过程民主”，要求议员与特首及政府多协商，在每个决策环节商量，每项规划的咨询都用上几个月，最后才作表决。在他看来，政策没有做好咨询，不是政府快刀斩乱麻，而是议员无意与政府沟通所致。
其实夏宝龙最有效达致行政立法合作无间的亲身经验，是没法传授给香港。关键是，他在任浙江省书记期间，同时出任该省人大代表委员会主任。换言之，他一面领导浙江省委，一面领导浙江省人大党委，两者权力同源，在他驾驭之下，当然配合得天衣无缝。反观香港，李家超不是立法会主席，看来立法会“完善”之后，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同样超现实是，夏宝龙最后又肯定青年是香港的未来，并呼吁他们勇敢地担起对香港对国家的责任。细看眼前，代表他们发声的政治领袖正失去人身自由，上街请愿申诉变了自己游街示众，在社交平台表达想法也得战战兢兢，未来甚至选个区议员也面临诸多限制。他们对社会只有责任却不享有权利，使人不禁要问，这个社会跟他们何干，而且这个又是什么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