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开会，是值得一谈的话题。上世纪40年代，王了一在题为“开会”的文章里说：开会，是“从西洋传来的玩艺儿”，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古代皇帝早朝，大臣们在金殿排立，有的事先准备了奏折，有的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直接在早朝面奏皇上，请求旨意。皇上拿不定主意，让众大臣商议，这就是传统中国最高中央会议，只不过古人没用“开会”一词而已。如果大臣们形成共识，而皇上拒绝，群臣就会齐刷刷地向皇上磕头跪求，文官死谏是臣子的责职。欧美人士开会，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更不用下跪。对美国建国具有指导意义的《五月花号公约》，也就是由西欧的清教徒牵头，41名男子挤在船舱里，围着桌子经开会、讨论、起草、表决一致通过的约定。1620年五月花号上的那次开会，对人类未来走向的深远意义早已彰显，而且这意义是永恒的。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形成，其实也离不了开会，当然那不是中央会议，也不是大型会议，而是无数小规模自发的讨论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讨论会，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这些俱乐部可以在爱丁堡的酒吧，也可以在大学的课堂。法国启蒙运动的讨论会，在巴黎上流社会贵妇们主持的各种沙龙里。无论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是法国启蒙运动，那些小规模讨论会的参与者，全是时代的思想精英。这些精英们在俱乐部或沙龙里形成思想市场，借助交流与高谈阔论，让思想不断碰撞出火花，然后回到自己的书斋，把鲜活的思想整理成文字。精英们的著作已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经典，他们是俱乐部或沙龙小型讨论会的主要参与者。
时至今日在此岸，有人喜欢开会，也有人厌恶开会。人们喜欢开会还是厌恶开会，完全取决于一个时代是否允许不同声音同时存在？是否能形成思想市场？如果300年前在爱丁堡或巴黎，当局借助武力只许一种声音存在，也就没有各俱乐部或沙龙的小规模讨论会，也就没有思想市场，当然也不可能形成欧洲启蒙运动。不过我的说法也许有失偏颇，当只有一种声音存在的时候，当没有思想市场只有思想权力专横的时候，喜欢开会的人真的就不会有吗？不！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比如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各级官员。官员们喜欢开会，因为他们习惯只接受一种声音，习惯只接受思想权力。不同的声音对官员——尤其对高层官员而言，就是洪水猛兽。一个人如果厌恶开会——厌恶思想权力下的一种声音，这个人绝不可能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开会，就是官员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开会，对于官员们而言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官员的全部价值，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显示。
坦率地说，我厌恶开会，但我不敢贸然表示对开会的厌恶。如果公开拒绝开会，我必然被视为异端——不仅被各级领导层视为异端，也将被一起教书的同事视为异端，因为开会早已被“广大群众”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我厌恶开会，因为在这里，开会成了一种极端邪恶的斗争方式。知道有一首关于开会歌吗？至今记得那歌词：“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开会诉什么苦？伸什么怨？没有法律程序，就强占人家的土地、掠夺人家的财产、还强占人家的女人，最后公然杀人，理由就是推翻子虚乌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杀人抢劫，还要伸怨诉苦，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逻辑！为了使这种杀人抢劫永久合法，就需要不断开会——不断“控诉”、不断“批判”、不断混淆黑白、不断“忆苦思甜”。长期以来，人们对开会不仅要装出毫无怨言，还要表现出积极性很高的样子，开会时常常还要胡诌几句，以表演自己对权力的忠心拥护。其实这样的表演，在开会的时候非常普遍，但因大家都参与表演，也就没人承认自己是表演。这也难怪，特定时代要想规避风险，人人都需要一张面具——需要把真实的自我隐蔽起来，如同动物身处丛林，需要一层保护色一样。
开会时的表演也是艺术，入戏过深也许会引发心理疾病——表演者错以为自己就是剧中人，于是顺着剧情宣泄，导致癔病（歇斯底里）发作。开会时的深度表演，不仅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知识份子接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陷入相互残害的深渊，全是在开会中形成的。1955年，曾经是左翼文学理论家的胡风，突遭毛泽东发动的无情围剿。在“揭发”和“批判”胡风的大会上，第一个癔病发作撕破脸皮，公开表演与胡风决裂，并对胡风落井下石的，竟然是与胡风私交多年、友情甚笃的左翼文艺家夏衍。夏同志没想到，十年后文革爆发，自己也成了“文艺黑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上万人的批斗大会上，夏同志不仅忍受种种羞辱，还当场被红卫兵打断腿。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曾经对罗隆基的才华敬佩有加、并与老罗未婚同居10年之久的情人、长期左倾的《文汇报》名记者浦熙修，无法承受一次次开会的巨大压力，终于在一次会议上癔病大发，对老罗砍下致命一刀——浦熙修在会上宣读了痛击老罗的重磅文章，文章标题是《罗隆基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老罗猝不及防如同遭到一记闷棍，从此这对鸳鸯劳燕分飞。可惜这位浦二姐无论在大小会议上如何卖力表演，也没能躲开一顶“右派”帽子。开会，把文化人推入相互残杀的境地；开会，把人性中的恶充分激活。剩下的人苟延残息、生不如死，至今思来心有余悸。开会时拒绝表演的人有吗？有！譬如张志新。张志新拒绝表演甚至讲了真话，却因此而付出极高昂的成本——不仅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生命结束前还遭受极野蛮的酷刑。
文革中的开会，现今中青年一代没有体验。每次开大会，首先全体起立，播放乐曲《东方红》，然后是所有人同时手挥小红书，齐声祷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再读一段毛主席语录，接下来全体坐下，大会主席宣布开会。思想权力的横行，登峰造极。若论表演，人人必须小心认真，好像对于极权主义者，全都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样子。小会似乎没有如此庄严，但人人脸上的虔诚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小会斗争的火药味，丝毫不逊色于大会。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给这类小会起了个统一名称，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实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果欲置某人于死地，就是“惩前毖后”；如果对某人暂时还不准备一棍子打死，那就是“治病救人”。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所有教会大学全遭强行解体，苏式航空学院、钢铁学院、政法学院、财经学院……取而代之，为了控制师生的思想，一批延安来的老革命成了大学各级官员，也把延安的开会传统、把毛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带入大学。文革开始后，开会还要加上一个新内容——“斗私批修”。如果暂时没有具体斗争目标，每个人头脑里的“封、资、修”就成了斗争目标，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会就是“学习”、“批判”为主，就是学习马、列、毛，批判“封、资、修”，其实是深度洗脑、相互监视。
我厌恶开会，尤其厌恶开小会。这倒不是我能忍受开大会的煎熬，而是因为大会人数多，可以悄悄溜掉而不引起注意。开会想溜者远不止我一人，凡厌恶开会的人，凡厌恶思想权力的人，没有不想溜的。对自由的向往越强烈，开会想溜的欲望也越强烈。我这一辈子，开大会溜的次数颇多，即便出席民主党派代表大会，我也因难以忍受而专注于一个“溜”字。小会人少，所有人处于相互监督的状态，谁也别想溜，只能硬着头皮忍受煎熬，等于集体陷入“囚徒困境”。学校常规化的小规模开会，名曰“政治学习”。一个荒唐透顶的伪命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曾经是无数教师“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开会的时候，人人装疯卖傻，人人表示这个理论非常天才、非常伟大，从未见一人敢质疑。每当开小会我想溜而溜不了，无奈只能增加跑厕所的次数。厕所的气味也不好受，只能点上一支香烟。长时间忍受“政治学习”的煎熬，我怕自己因此而窒息。
林彪“913”事件后，底层开大会总算终止。高层大会与底层大会相比，享受待遇相差悬殊。现今有资格出席“高大上”的开会，就是一种权力、身份与财富的象征。“高大上”的三会如党代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仅礼仪小姐的服务，无论规模与规格，都远远超出古代宫女。礼仪小姐不仅在身材、容貌及忠诚程度等方面有标准要求，还需经专门训练，如走步、手提茶水、倒水、转身移步、举手投足都必须规范，而且要保持优雅、美感。出席大会的代表，所享受奢华餐饮与宾馆的服务等级，更足以让市井小民目瞪口呆。这些大会的代表们，当然也是“伟光正”的代表，纳税人的钱没人在乎。若是在文革时期，这些代表们十有八九就是“走资派”，只能被押送到批斗大会现场，属于必须“批倒”、“批臭”之列。
8964后，曾经的学生群体自发集会被迫终止。江蛤蟆上台不久，三会代表开会，一年比一年风光，一年比一年神气。不过好景恐怕也不长，从前高层内斗，开会的时候许多官员成了“走资派”；而今高层内斗，开会的时候“阶级斗争”变成“打老虎”，“走资派”也改称为“腐败分子”或“贪官”。据说高层开会时，经常出现如下一幕：当主席台上点了若干腐败官员的姓名，当即就有警察进入会场，直接将东窗事发的官员从会场押走。这一威慑也让台下大批官员心惊胆战，甚至吓得尿裤子，脸上还得努力保持淡定。原来高层开会，既是官员的福音，也可能是官员的丧钟。不过只要离开开会的地方，官员的胆子又大起来——有个成语叫“前仆后继”，仿佛就是为官员们量身定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