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曾是负责国军作战部署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网络图片）
国军将领黄维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在长达27年的关押期间，他拒绝接受改造，被视为顽固派典型。1975年重获自由后，黄维受到优待，先后担任过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这使他的心态渐渐有了变化，对人、对事慢慢也就看开了。唯独面对郭汝瑰，黄维一直心怀敌视，每次相见都会默不作声，怒目而视。
郭汝瑰在淮海战役中是负责国军作战部署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因为他的幕后活动，导致了黄维兵团全军覆没，黄维也作了阶下囚。对此黄维一辈子想不通，他打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都有声有色，让日本人吃尽苦头。唯独碰上解放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输得一败涂地。几十年后，郭汝瑰身份大白，他才知道这都是郭汝瑰搞的鬼，所以恨得咬牙切齿。
台媒就此事撰写新闻，新闻标题是：“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回顾那段历史，不能不说，郭汝瑰这卧底做得真是成功。
1907年，郭汝瑰出生于四川铜梁一个书香家庭。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他学医，他却选择了革命。堂哥郭汝栋是川军师长，在堂哥影响下，郭汝瑰与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等六名川军军官，一同考入了黄埔五期。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郭汝瑰受此影响，渐渐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并于1928年5月秘密加入了组织。
后来时局混乱，郭汝瑰与党失去了联系，无处栖身，又回到了川军堂兄处。但此时的堂兄已经变得日益反共，郭汝瑰不便久留，又离开四川，东渡日本，去了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深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愤而退学回到国内，郭汝瑰也随同这批人一道回国，利用顶替一名保送学员的身份，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要求甚严，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是原国军总参谋长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在陆大学习期间，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器重。三年后，郭汝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到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陆大战史学教官。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郭汝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14师任参谋长。第二年，爆发淞沪会战，中日两军对决上海。第14师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布防，郭汝瑰被安排到前线代理42旅旅长指挥作战。42旅与日军对阵7天7夜，8000多人的部队，拚杀到只剩2000多人，硬是守住了阵地。战斗最危急时，郭汝瑰给师长霍揆章写了一封绝笔信，以表达视死如归的决心：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这封绝命书气壮山河，能使天地变色，也为郭汝瑰赢得生前身后名。淞沪会战后，郭汝瑰被陈诚任命为54军参谋长。陈诚已经感觉到郭汝瑰是个将才了。
一年后武汉会战，开初的作战方案是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抵御日军，死守武汉。郭汝瑰认为这是重蹈南京防御覆辙，应采用居高临下利用山地在武汉外围作战的方式，伺机出击，与敌军周旋。
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定郭汝瑰重新拟定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最终，武汉战役各军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欣赏，再次提升郭汝瑰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
整个抗战期间，郭汝瑰一路升迁，从陆军大学的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军队上层。从他受到陈诚赏识，得以担任暂5师师长后，郭汝瑰又因长沙会战中的出色表现，受到薛岳器重，调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自任团长，郭汝瑰被任命为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郭汝瑰在国军中愈是受到重用，就愈是想要尽快找到组织，恢复联系。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45年4月，他通过任廉儒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接上了关系。郭汝瑰向董必武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愿望，但董必武认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更为合适。对于郭汝瑰要求恢复党籍，董必武说：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要求郭汝瑰随时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至此，郭汝瑰正式归队，并由此开启了国民党军队内战时期的至暗时刻。
从蒋介石到陈诚，对郭汝瑰的间谍身份，不但毫无察觉，反而信赖有加，任命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这等于把自己的作战计划，毫无保留地挂在了解放军作战室的墙上。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还没有拿到作战计划，解放军已经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了，你叫国民党焉能不败呢？
淮海战役期间，国军的所有作战计划都是由作战厅发布的。郭汝瑰经过精心谋划，不动声色地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制造矛盾，不露痕迹地作出错误部署，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并发布了很多虚假情报。这才使国军的整个作战，打得那叫一个乱；解放军的指挥，却怎么打怎么顺。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全歼了黄百韬的第7兵团。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又将黄维的12兵团围而歼之。黄维兵团被包围时，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赶往双堆集为黄维兵团解围。
杜聿明接到命令，感觉这是一个陷阱，特意向蒋介石建议，希望大军能往永城方向移动，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也能达到为黄维兵团解围的目的。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方案。等杜聿明率部走到半路时，却突然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求他赶往双堆集为黄维解围。
行军途中临时改变决定，此乃兵家大忌，最终导致杜聿明30万大军灰飞烟灭，自己也兵败被俘。那么，是谁促使蒋介石改变计划，诱使杜聿明进入包围圈的呢？当然就只有郭汝瑰了。
一场淮海战役，甚至扩大而言，几乎整个三年内战，解放军每次都能胜券在握，表现得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其中郭汝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无怪黄维得知郭汝瑰的身份后，始终心怀怨恨，不能谅解。
同样，对于败军之将的杜聿明来说，淮海战役也是他永远的心病。77岁时，杜聿明病重住院，郭汝瑰到医院看望他，杜聿明拉着郭汝瑰的手问：“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当时是不是卧底？”对此，郭汝瑰回答说：“光亭啊，我们只是立场不同。”面对一个临终的病人，郭汝瑰仍然含糊其辞，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让诚实耿直的杜聿明死不瞑目。
郭汝瑰之所以不能明言，是因为按保密要求，他不得私自公开身份。为避免外界怀疑，建国后他的待遇一直按投诚将官处理，历次运动也同样受到冲击。怎么看都不像间谍呀。这才使一直坚信他是卧底的杜聿明，直到晚年，也只能将信将疑。
又过了几年，随着郭汝瑰“重新入党”，身份获准公开，郭汝瑰出版回忆录自述情报贡献，承认是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两岸这才恍然大悟。但杜聿明已死，不能发声；而黄维犹在，自然要怒目而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