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图片来源: 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3年10月7日讯】最近，纽约时报9月28日发表来自雅典民主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的特别报道：《普世价值观真的“普世”吗？》by STEVEN ERLANGER,另外，连同前不久我在美国《外交事务》上看到的的一篇题为“冷战陷阱”（The Cold War Trap：How the Memory of America’s Era of Dominance Stunts U.S.Foreign Policy，By Justin Winokur）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观点，即对现存主流国际秩序是否仍在运作的担忧，对普世价值的怀疑，以及反对所谓“冷战思维”等等。
这几篇文章，对于自由民主的前途了表达了某种悲观的态度。我们这里想着重讨论其主要的几个观点。
一、陷入民主倒退的混沌世界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卫民主联盟主任劳拉・梭顿认为，因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正堕入激烈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视为典范的美国。
梭顿说：“文化两极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却没能解决问题。人们觉得这个体系腐败，金钱的影响力太大，存在精英俘获——这个体系不能推动个体的进步”，或者说曾经可以，现在不行了。
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在非洲甚至欧洲的部分地区，专制领导人和极右翼政客都可以辩称“今天看来，民主是一团糟，效率低下，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梭顿说，“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威权政府来让人们摆脱贫困，他们认为社会的健康、增长和繁荣比个人的权利更重要。”
因此，地缘政治又回来了，尤其是在华盛顿的霸权日益受到挑战之时。
上述说法，从现象看，似乎确实有所呈现。譬如，自由之家《2022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对中国、台湾、以及香港和西藏地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估：
中国被评为“不自由”，仅拿到了满分100分中的9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近年来对国内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打压日益升级。
台湾以94分被评为“自由”，这一得分与去年相同，台湾仍然是亚太地区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香港被评为“部分自由”，得分减少了9分，由去年的51分下降为42分，是2021年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与地区之一。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对异议者的起诉有效的将反对派排除在立法机关之外，而政府根据《国家安全法》对独立媒体的镇压与起诉则导致数十个公民团体和组织解散。
西藏以1分被评为“不自由”，与上一年相比没有变化。
在2022年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47个国家中，15个国家被《2022年世界自由度报告》评为“自由”，18年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14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
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全球的反民主联盟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威权政府在拘捕、引渡、跨国刑侦、代理胁迫和数字监控等多方面进行合作，跨国打压本国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中国共产党是这其中最恶名昭彰的跨国镇压者。
在一些情况下，威权政府间的合作甚至可以对某些群体造成整体威胁。土耳其曾经一度是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维吾尔人的避风港，但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了迎合北京而改变了他在此事上的立场：维吾尔人越来越难在土耳其获得永久居留许可，数百人目前仍然被拘留在土耳其的遣返中心。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不久前决定邀请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六个新成员加入，体现了不满西方主导世界的强烈情绪。其核心是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尤其不满华盛顿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施展巨大影响力的美元。
金砖国家的扩张，现在看来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但在这六个国家加入后，该组织将包括37亿人口，占了全球经济的相当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将大幅减少——这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引入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全部加起来共有六个民主政体、两个专制政体、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一个神权政体。
除了中国以外（其实中国经济也开始趋向弱势了），这些国家财力上都相对较弱，但它们认为自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反对西方对国家行为规范的阐释——也就是反对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认知。
二、威权主义：由攻势转入守势
但上述只是一方面的事实，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更大的另一方面的事实存在，特别是在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始后，特别是习近平隐瞒而导致的新冠大疫情肆虐全球之后以及其清零政策在中国大失败而导致民怨沸腾记忆中国经济2023年开始断崖式下坠之后，全球的民主联盟难道不是在更主流的范围内在更高度凝聚的整合力作用下凸显于世界了吗？那一次次的北约、G7、G20、欧盟以及印太峰会、美英澳同盟AUCUS、到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五眼联盟、美日韩戴维营峰会、美欧对乌克兰的支持、台湾中华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菲同盟的重新强化并重开美国军事基地于南海……，这些多年来未见的高强度高密度的民主阵营大联手，难道不是北京主导的南非金砖国家峰会由攻势转变为守势的大变局吗？
况且，金砖国家有六个民主政体、两个专制政体、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一个神权政体，仍是民主国家占居多数。况且金砖内部印度与中国乃宿敌，而印度与俄国又素有友邦渊源，是故北京难于在金砖内颐指气使，为所欲为。
更让金砖峰会黯然失色的是不久后在德里印度主场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G20）。G20囊括全球85%经济产出、75%国际贸易总量与三分之二人口，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压倒性地把金砖远远抛在后面。这次G20峰会还把拥有55个成员国的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升为常任成员，与欧盟(EU)取得同等地位，剥夺了中国或金砖代表“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同时金砖内的三个重要国家印度、巴西和南非的领导人都出席了G20,并且接下来三国都依次担当G20的东道国，显然都把G20看得比金砖重要。这让北京情何以堪！所以习近平畏缩却步没有脸面出席他历来都参加的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国际会议——G20峰会，是事出有因的。
而另一个上合组织峰会就更不足道。本来北京绕开莫斯科而把俄国后院中亚五个“斯坦”国家拉来开会，挖了普京墙角，让北京占据了新地盘，自以为得计。孰知“斯坦”国家似乎并不买北京的账，其中最大的哈萨克斯坦反向西方抛出橄榄枝，最近表态赞成美国西方制裁俄国，拉近了与西方的关系，北京对此瞠目结舌，不知该说什么。
有人谓习近平的缺席表明它放弃了二十国集团，正在建立另一种世界秩序。但从目前G20与金砖的优劣、强弱对比看，从中共与“天下围中“的国家的力量对比来看，习的另类“世界秩序“是否正在演变成海市蜃楼了呢？
三、混沌中呈现的清晰对峙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地缘政治又回来了，但这是在更丰富层次上的回归。
虽然仍称地缘政治，但当今的地缘政治划分已经渗透进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因素。譬如全球南方和北方的划分，东方和西方的划分，都不纯粹是地理涵义上的了。日本、澳大利亚被称为西方国家并非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不被人们称作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它们都身处南半球。
然而《外交事务》上“冷战陷阱“一文的作者Justin Winokur却认为，要解决目前混沌的“多极世界（？）”的难题，“应当把头转向更远的历史，转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例如，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欧洲君主国之间的权力冲突、新教改革期间的百年宗教摩擦，例如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例如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对抗……，作者认为这些时代可能对当代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更有帮助。他特别反对冷战思维。
我们认为，作者最基本的问题恰恰是不理解冷战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的地位。极端而言，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冷战前与冷战后两段。
冷战是以往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那种大事件，对该事件的历史判决简单清晰，黑白分明，板上钉钉，传之久远，可以说是“最后的审判“。
我们反复指出过，为什么冷战在人类史上如此特殊？
人们注意到，与历史上那些民族国家间的征战不同，在冷战中失败的国家心甘情愿地并不寻求向战胜国复仇，不再寻求回到冷战前的状况中去。俄罗斯想复辟共产苏联？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立陶宛、亚美尼亚、爱莎尼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它们想复辟为共产党国家？门儿都没有，一个也没有！即使是在冷战后有极个别国家残留了某些专制因素，它们也不想、也不可能恢复为共产党国家。
而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的那些交战国的战败者呢，它们统统渴望洗刷失败的耻辱，赢得国家的胜利，恢复国家的尊严。于是胜败交替，征战不息。如此，历史充斥了反反复复胜负循环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和宗教战争等，因为那些征战毕竟只是国家利益之争，宗教教派之争。冷战之争则是价值观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是极权制度与民主制度之争，是反人性和人性之争，是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争，是奴役与自由之争，简言之，是邪恶与正义之争，这是冷战与历史上那些战争的根本不同之处。
让我们回顾一下（苏东）1989-1991年冷战的史诗式终结。对于共产制度而言，那是终极性毁灭性的。回溯那一犹如神灵降临的历史瞬间—柏林墙倒塌，那普天同庆万众欢呼的场景。那是人类的高光时刻。在没经一枪一弹的和平进程中，一场历时几十年几乎爆发核战、几乎毁灭人类的剧烈对峙消失了！历史上何曾有过这种事情！作者毕竟年轻，特别是从未在共产国家生活的经历，恐怕他很难有共产国家民众当年（包括在1989年50多天举行多次百万人大游行的中国人）那种刻骨铭心的巅峰体验。
（欧洲战场）冷战的结束，最好地诠释了善与恶、真理与谬误、自由与奴役、人性与反人性的涵义。
它将垂之久远。
从混沌走向清晰
是的，有一段时间，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世界似乎陷入民主的倒退的混沌之中。正如自由之家说报告和描绘的那样。像中国的倒退是典型。北京政权后来号称“东升西降”，以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极权主义，挑战《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代表的普世价值以及二战结束以来和冷战在主战场结束以来的世界秩序。这一挑战，自2018年以来，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流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反击；尤其是美国最近两届政府，反省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养虎遗患的对北京政权的姑息、绥靖政策，从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竞争、制度竞争等各方面，联手世界民主国家，从四方八面围堵和孤立以中俄伊朝为轴心的国家，基本上形成了两个营垒对峙的态势，实际上是国际主流围堵和孤立中俄伊朝轴心国的态势。
即是说，世界从混沌中浮现出了清晰的两极对峙。
这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格局。但是在更高更复杂的层次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演变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在亚洲，冷战并未真正结束，存在一个冷战的残局。最重要的是共产中国的存在。
现在，是这盘大棋走向终局的时候了。
但是上述纽约时报提到有人认为，普世价值观并不普世。他们说，《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提到民主。
而中共也声称，它只遵从联合国的文件。
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冈特拉姆・沃尔夫指出，《联合国宪章》确实描述了普世价值，尽管威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人权应该更多地从整体上去理解。“民主可能是一个西方概念，”他说。“但这也是东方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希望拥有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普世性。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
㈠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㈡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㈢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如果这不是指的民主，什么才是民主？
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J・阿布拉莫维兹（Michael J.Abramowitz）说得好：“尽管我们遭遇了（前述）这些民主衰落，但全球各地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仍一如既往的强烈，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从苏丹到缅甸，无数的普通人甘愿冒着身家性命危险为权利与自由抗争。民主政府和社会必须要支持这种对自由最根本的渴望，并建立一个最终能实现此种愿望的世界。”
四、谁是普世价值的对手？
没有。
至于中俄朝伊轴心国，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视普世价值仇视自由民主。至于它们互相之间，并无共同价值，没有共同的精神基地，没有共同的制度基础。相互利用，同床异梦。
冷战之后三十多年了，迄今为止，世界并未出现一种能替代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另一套意识形态。
过去，确实有过。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它们都各自有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制度架构，以挑战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它们曾风行一时，其势如黑云压城，泰山压顶。但是，它们都失败了，彻底破产了。自此之后，自由民主再也没有严肃的系统的被世界认真看待的挑战者了。
一些理论上或实践上对自由主义质疑的，如社群主义，如亚洲价值论，从未占据过主流，其小有流行之后，现在已经逐渐在历史中淹没甚至湮灭，不再牵动人心了。
至于北京所宣称的“全过程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快就化为喜剧市场中的一缕青烟了。它留给历史的，不过是一出笑话，一桩黑色幽默而已。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34年前宣称历史终结，在原则上并不是错的。只不过他对历史节奏的判断，过于急切；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不够深入。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人类主流的生存方式，并无根本变化，替代方式并未出现，这已经足以堪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