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4日，美国华盛顿DC白纸运动现场（图片来源：看中国）
八月的一天，小寒要离开中国去加拿大读书了。临行前，她和朋友又去了一趟不二酒馆。
酒馆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东四街边。她远远看见挂着闪亮塑料穗子的小窗，灯光温暖。“经历了这么多事，它（酒馆）还在，真好。”她对自己心说，想起大半年前的亮马桥之夜。
其实酒馆已换了主人，变了名字。林昀，30岁左右，音乐人，曾经的老板；杨柳，前《新京报》记者，林昀女友。自2022年11月27日亮马桥抗议及随后的抓捕后，人们再也没在酒馆里见过他们。
2022年11月24日，封控中的乌鲁木齐吉祥小区发生大火，官方称10人遇难。大火点燃了人们对新冠清零政策的不满，11月26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白纸抗议，27日，北京亮马桥一带，至少数千人参与抗议。
杨柳和林昀也在人群中。12月18日，事发三周后，大范围抓捕开始，杨、林先后失去自由。和北京的多数被捕者一样，他们被关押1个月左右，2023年春节前取保候审。林昀被贵州警方带回老家，杨柳则被要求回老家山西临汾。
抓捕抗议者的同时，中国也放弃了清零政策。但多个城市的参与年轻人，遭受广泛报复。曹芷馨、翟登蕊、李思琪等十名北京的抗议者，被检察院批捕，关押到次年4月19日，才取保候审。她们都被要求回到原籍居住。
其它城市参与者处境各有不同。歪脑获悉，在成都，一名叫亚夏尔的维吾尔男生，在第一轮抓捕后被关了37天，本已取保候审，但2023年8月，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结束次日，再次被带回新疆，以新的罪名关押。他的朋友都非常担忧他。
白纸抗议让外界看到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诉求。抗议被打压后，持续高压的政治空气，让不少人感到痛苦绝望。部分参与者选择离开，到国外求学或暂避，小寒是其中的一员。
亮马桥之夜，小寒就在现场。如今，在北美的秋日阳光下，宽松的大学氛围里，一切有点恍惚，她尽量不再想那一天，但记忆常常不经意闪回那一夜。
回到现场
我最担心那个喊出“要民族自决”的男生
2022年10月，听着央视的二十大播报，小寒开始填留学申请。她原本舍不得家里的猫，但二十大召开让她想法变得决绝。
作为记者，她赶上所谓中国新闻“黄金年代”的尾巴，做不少深度报道，但和同龄人一样，没有好运气，赶上“新时代”。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封控，尤其是2021年以来的清零政策，每一天她都在煎熬中度过，她觉得自己“都要疯了，出门就想咬人的那种”。
二十大前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九月18日，为清零而转运居民的贵州大巴坠下山崖。那前后，封控相关的惨剧几乎天天发生。小寒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政治虚幻症”之中，开始听推特上各种有关中国的政治流言，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10月16日，她在网上看到彭载舟在四通桥贴反抗标语的报道，她被震惊了。“这个人不要命了。”她想。
接下来，各种网站、报纸首页变成了大红色，二十大开张，领导人连任，一周后的闭幕式，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架了出去，中国政治原本就是一个黑洞，但网络上流传的这个画面，还是让人们震惊。
二十大及其后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23日结束，封控没有放松。十月后，小寒居住的北京以及多个城市也没有解封的迹象，清零政策还在持续，而彭载舟也音讯全无。小寒在绝望中放弃了“一定要学新闻，在国外继续当调查记者”的执念，短时间填完留学表格，申请了“备胎”学校，专业也与新闻无关。她希望尽早离开中国。
27日晚上，小寒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要去“乌鲁木齐驻京办”悼念死者，那是张画面简陋的海报。但很快又有消息称当天“驻京办”不开门，且已有警察在，于是人群辗转到亮马桥。小寒没有多想，约了一位同行就出门了。
她到亮马桥时，路边已站满了人。
人群里口号声此起彼伏。她听到四通桥的标语在现场一次次被喊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领袖要选票！”“新闻自由”也被喊了很多次，她听出其中一个声音是自己的朋友。“要堂食！”“要看电影！”有男生喊出“要吃肯德基！”时，大家哄然笑了。
夹杂在彭载舟的口号中的，是清零政策下被压抑的生活诉求，及平时不能表达的心声。另一当晚在场的女生，曾透露：大家都很理智，因为警察就在身边，不能喊出更激烈的口号，但“我们几乎喊出了所有心里想要喊的。”她说那一刻她感受到的气氛更多是欢乐，因为人们实在压抑太久，“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正活着。”
小寒也喊了很多遍“要新闻自由”：“我当时就想，没有新闻自由，我们到哪里去看电影，哪里去堂食？”
但那晚她印象的一幕，是在很多口号间隙，突然有个新疆男生喊了声：“我们要民族自决！”
小寒记得，现场突然一片寂静。虽然一起喊了很多口号，但这样的诉求，显然不属于大家的经验，因为现场大部分是汉族人。一片沉寂中，那个喊口号的二十多岁年轻人，突然低头哭了。她觉得他很可怜，就走上前拥抱了他。
“在中国，大汉族主义其实一直是很强大的。强大到人们甚至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那天晚上的这个声音，显得很边缘，很陌生，但它是真实的。”
那一刻，她看到拿着执法记录仪的警察走过来。她意识到这个人会很危险，赶紧拉他到人群边的阴影里。
一年就要过去，小寒常常会想起他。虽然那晚人很多，她最牵挂的还是那个人：“只希望他平安无事。”
一个父亲对孩子说：站在这里的，是一群不想做核酸的人
2023年夏，Tara坐在纽约的公园。她刚刚在匆促中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
她也是亮马桥的抗议者。当天傍晚，她和朋友一起运动时，知道了有人要去祭奠的消息。
其他朋友都第一时间表示“要去”，但她一直犹豫。一个原因是她多年在公民社会领域工作，没少和思想警察打交道。她清楚，一旦出事，自己会比别人更危险，“以后做事的空间也会更小。”朋友曾告诉她，自己多年被定期“维稳”，再去一些现场只能带来更多骚扰，比一般“素人”更麻烦。“那么，到底要不要去？”
Tara最终决定出门。晚上十点多，她到了现场，为了防止被拍，“头脸和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
站在人群里，作为一个“很难有激情喊出口号”的人，她还是加入了“要新闻自由”的呼喊，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
她看到年轻人们聚集在桥底。路过的车鸣喇叭声援，有人大声喊“上海放人”。此起彼伏的口号间隙，她听到身边几个人说：“年薪百万的工作可以再找，今天晚上这个现场一定要来。”她忍不住笑了。
她也记得当晚氛围很“欢乐”。虽然警察非常多，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但人们并不恐惧。路边也每隔十几步就有警察，但也只是看着大家。
她看到一个大叔手拿一叠白纸，不断送给身边的人。微信朋友圈里她看到，有人上传了很多现场照片。
现场年轻人居多，也有各个年龄段的人。她身旁停着几辆摩托车和电瓶车，站着几个外卖小哥。“你觉得今晚怎么样？”其中一位突然问她，然后自答：“我觉得今天的行动是成功的。”又补充一句，“这么多人在一起，本身就是成功。”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让Tara至今难忘。
在同一个夜晚，小寒听到了一对父女的谈话。父亲抱着三四岁的女儿，站在人群里。
“爸爸，这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是在等着做核酸吗？”
“不是。他们是一群不愿意做核酸的人。”
这一年来的他们
亮马桥抗议持续到半夜两点多。小寒11点多回家，次日看到消息称上海警察在地铁查乘客手机，警觉起来。晚上八点多，她忙着删除手机信息，四五个警察和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敲开了她的家门。
她被带到派出所反复盘问，被查看手机，但她冷静及“混不吝”的回答，让警方找不出漏洞。加上她的手机是英文设置，最终警察看起来不耐烦了，放她走了。半夜，她回到了家。让她感激的是，室友迅速通知了她所有朋友，提醒其他人删除信息。
接下来的日子，小寒每天上网搜寻失踪朋友的信息。她原本就知道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杨柳，她知道杨柳是一位优秀的记者。
她看了曹芷馨被抓走前录的呼救视频。“我只看了第一次，就不敢再看第二次，我的心受不了（痛）。”
在小寒看来，警方确定抓捕对象有偶然性，因为抗议完全自发无组织。同样是抗议，被批捕的曹、翟等人，因同在一个分享消息的群组，就被按图索骥，所有该群有关的人被“一网打尽”。
“这也正是中国法律的荒谬。这种案子，往往在等待‘定调’之后，再围绕着定调定性，去搜寻所谓证据。这个群组基本成了他们搜集所谓证据的来源。”一名参与救助的律师告诉歪脑。
小寒认为，被捕者多无与警察打交道经验，一些人可能未及时删除手机信息，而“警察从来都是挑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时隔近一年，小寒的一些想法被证实。知情者告诉歪脑，一名女性甚至根本没有去现场，只因她恰巧在一个抗议者聚集的群组，而另一名抗议者被抓时她也在家里，就同时被带走关押37天。
“她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为我们受难。”小寒也因此对警察执法的随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让小寒愤然的是，杨柳被抓后，其所在媒体不再聘用她。被捕者的供职单位，没有一家为员工说话。一个记者群里，有人分享杨柳的消息，结果有人说：“或许我们不要在这里提到她，才是对她更好的保护？”
同为记者，新闻同行出了事，不积极声援而回避躲藏的态度，让她难过。很快她听到，另一在媒体工作的女生王雪，也丢了工作。
成都：维族男孩再次失去自由
亮马桥抗议的同一天，成都“网红街道”望平街，也爆发了白纸抗议。
当晚律师Cheryl因有事不在现场。后晚上十点多，有去了望平街的朋友在一处烧烤摊聚了起来，她立即赶了过去。
大家谈论着刚刚发生的抗议，刚参加完抗议的胖虎和黄颢夫妻俩也在。
妻子胖虎是纹身师，头发很短，气质飒爽；丈夫黄颢长发过肩，目前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热爱cosplay，喜欢女装。二人都自我认知为女权主义者。
在成都这个时尚城市中，他们是时尚前沿的那一拨人。“他们充满个性的打扮，每次见面都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他们平日留给Cheryl的印象。
当晚聚会来了四、五拨朋友，深夜才散。第二天，Cheryl就得知，胖虎和黄颢被警察带走了。他们打电话求助，请朋友照顾家里的狗。
他们被关押了37天后被取保候审。期间朋友四处打听消息，请了律师。胖虎回来那天，Cheryl和朋友去接她，买了束花。她没想到，胖虎精神还不错，“笑嘻嘻的”。
外地赶来的胖虎妈妈在一旁絮叨着，而胖虎只想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吃了饺子，又去洗浴中心放松。Cheryl注意到，胖虎虽然状态不错，但还是“受到了某种伤害”。
“她内心有一些东西被打碎了。”
成都被捕的人，还有24岁的新疆男子亚夏尔。如今，朋友们最担心的还是他。
在望平街的人群中，亚夏尔显得相当温和。“现场有人喊一些比较激烈的口号，他还站出来，一直说，大家应该把主题转到悼念乌鲁木齐死难者上来。”他的一位朋友回忆。
亚夏尔个头很高，一头卷发，朋友们的印象是“阳光帅气”。他在大学学了设计，毕业后先在北京，后因疫情呆不下去，到了成都某文化公司工作。
亚夏尔的家乡在新疆最西边的博乐县。其父是一位退休教师，身体不好，妹妹马上要上大学。家人先是联系不上他，后来得知被抓，又不知关在何处。父亲想来成都，还得等发了工资，才能凑齐机票钱。最终有热心人帮买了机票，父亲背着妻子打的20个馕为干粮，来成都找儿子。
2023年春节前，亚夏尔被取保候审；但今年八月，他再次失踪。知情者告诉歪脑，后来他们才知道，成都“大运会”结束次日，新疆方面来了十多个人，把亚夏尔重新关进成都看守所，当晚飞往博乐县继续关押。
亚夏尔就此与成都朋友失联。8月至今，没有人知道其近况，只听说他又被挂上一条罪名，“宣扬极端主义罪”。歪脑获悉，目前已有律师代理此案，律师已提交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要求会见，但还没有结果。另一位知情者说，亚夏尔被释放后，曾接受媒体采访，可能是他遭受报复原因之一。
知情者说，第一次取保候审后，亚夏尔不时被警告、谈话、骚扰。大运会前，有个把月的时间他遭遇贴身监管，“要把人逼疯了”。大家以为大运会结束就没事了，没想到很快被带走。
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歪脑，取保候审后，亚夏尔得到很多人关心，一些公共空间的活动，他也会去。年轻人彼此理解，他不再孤立无援。在人群和公共生活中，他看起来快乐了很多。“如今，他一个人被孤零零地关押在新疆。我们很难想象，他会遭遇什么。”
“他一直计划着要好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朋友。”这位朋友说。“他努力避免麻烦，希望不要被盯上。他哪里是什么革命者和反抗者？他只是一个希望过平稳生活的年轻人。但在现实中却做不到。”
他们是谁？白纸抗议是政治表达吗？
九月的一天，陈东见到了杨柳。杨柳个子高挑，穿蓝色的短衫和牛仔裤。“她状态还不错。”陈东回忆。
亮马桥之夜，法律工作者陈东也在现场。
那天他刚出差回来，打了出租车，司机听说去亮马桥，说了句“那儿闹事呢，你干嘛去？”就把他放在了很远的地方，他只能走过去。
人群密密麻麻，身边全是年轻面孔。事后他一直回想，那晚这些年轻人，到底是哪一种人？后来他想，他们就是那些“敏锐，纯粹，又骄傲的年轻人”。
“他们很单纯，但也很敏锐。他们对生活和现实非常敏感。很多人都有艺术家的气息，喜欢诗和电影。”
他最欣赏的是他们身上那种骄傲的气息。这种骄傲，或许是出于对自己主体价值的确认，是现代人生命本身的自信。这种气息陈东曾在很多年轻人身上见过。“我很喜欢。”他说。
站在人群中，陈东内心激动。“原本是身处黑箱的感觉，突然很受鼓舞，发现有这么多人和自己想法一样。”
几个月后，他在成都一个活动上，见到了一对“很酷帅、健谈”的青年，大家聊天，喝酒。后来他知道他们是胖虎、黄颢。在他们身上，他看到同样的特质。
2023年春节前，陈东陆续收到多名被捕者家属的求助，包括杨柳等人。律师们尽心尽力地奔走，最终春节前一天多人被释放，杨柳也在其中。
杨柳被要求立即回到山西老家，男友林昀则需返回贵州。另一知情者告诉歪脑，接下来好几个月，杨柳被禁止去北京，也不能离开老家，后来情况慢慢好些。
陈东曾见过林昀，印象中林有艺术家气质，神情忧郁。他谈及自己很希望能重回北京，但当时不被获准。
“那个夜晚，是政治的表达吗？”“当然是！”
陈东生于1980年代，曾于媒体工作，见证中国公民社会活跃时期，也遭遇希望与失望。最终他转入法律行业。
在亮马河现场，他感受到最多的是“一种鼓舞”。“这些年来，原本以为人们都已驯服了。但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很多勇敢和骄傲的表达。”
外界有一种普遍认识，认为“白纸抗议的年轻人，只是提出解封的诉求，并不是政治表达”，但陈东对此有不同意见。
“那个亮马河之夜，是十分珍贵的。我突然意识到，这是20多年来，北京街头第一次的政治表达。在中国，其实你只要走到街头，就是政治性的表达。”陈东认为。
“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这是一个月前彭载舟写在四通桥上的话。而在当时，核酸政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反对核酸，这不是政治的表达，又是什么呢？”另一位写作者小威尔逊说。
“政治不是权力的暗箱操作。政治是公共生活的部分。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反抗，独立个体最勇敢的呼吁。”陈东说。
陈东观察到大部分参与者是文化传媒领域的年轻人。他记得看到了好几支乐队，他们在寒暄：“这是我们乐队的吉他手。”“这是我们打鼓的。”
陈东身旁不远，面对警察的人墙，有年轻人朗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叫辛赏。辛赏很快失联，关押数天后释放。此后他似乎消失了，不再有消息。在网上，还能找到电影人辛赏给2004年“超级女声”亚军李霄云拍的一部纪录片，用很多跳跃的镜头组成。
一年，抗议之后那些留下来的
2023年10月30日，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这一天的上海万圣夜照片引爆互联网。
借着各种装扮，上海年轻人充分展现对现实的反讽批判：有人画着惨白的妆，绶带上写着“2070年终于光荣退休”，讽刺延迟退休；有人扮成鲁迅演讲，号召青年“不要变冷，要发光发热”；有人扮演成“大白”，手拿巨大棉签，把人们拉回三年“封控”。
一年前曾参加过上海白纸抗议的“F女士”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访时说：今年万圣节那天晚上，她也在现场。她能感受到一种气氛，人们在表达愤怒，但十分巧妙。
回来路上，F女士记下自己的感受：“我能清晰地意识到，街上身着奇装异服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正在参加这次万圣节活动的变装‘鬼魂’，而是活生生的、共同经历了疫情三年的人们，是经历过隔离、静默、封城，强拉方舱，动态清零、白纸革命的人们，是共同承受着疫情和清零政策所带来的深切集体创伤的人们。”
她感知到“在欢乐、戏谑氛围下人潮里暗涌流转的愤怒与讥讽，还有当下年轻人们对自由表达与讲述的渴望。”
“我感觉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光明正大地上街、在街头自由表达的机会。”
这种感受并不属于F女士一人。有上海市民告诉歪脑，万圣节很多年轻人，就是一年前祭奠死难者、举起白纸的年轻人。
“当我看到上海年轻人的表现时，我一点都不意外。在上海街头的年轻人，就是我这一年来所见到的年轻人。”Cheryl说。这一年多来，她主持一个公共空间的对话，每天都在和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
“如果要问他们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我相信，他们是那种愿意思考的人。”Cheryl说。这一年，她目睹大大小小的书店雨后春笋般开张，感受到三年封控下，人们被压抑已久的公共表达愿望，看到很多年轻人思考社会，思考自己的未来。
Cheryl说，自己近期主持的话题非常宽泛，从女性冻卵到巴以冲突，每次都有数十人闻讯参加，讨论热烈，有时持续到深夜。她发现，参与的年轻人都很理性。“他们有讨论问题、也包容不同观点的能力。”
“生活本身是有力量的。”Cheryl认为，年轻人们在等待机会，也会善用这样的力量。虽然他们遭遇这个时代，但不会那么悲情，也不会拔高自己，认为自己一定在担当什么。
“他们没有一个范式。”她说。“可为什么一定要有呢？”“在生活中，他们可能属于那些你在现实中看到的很温和很乖的人。不是那种强调‘男子气概’的，暴力美学的。他们就是要做自己。他们是本色的，个体的。但这也让他们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代年轻人。”Cheryl说。
“他们互相并不熟悉，可能彼此生活也不交集，这是一个自由的社群。”Cheryl认定就是他们，在那个白纸之夜，站在了街头。
一年过去，曾因抗议遭受打压的年轻人，正慢慢恢复生活。曾在上海街头举着花大声演讲的那位年轻人，据信已在海外。
北京抗议者林叙绪，如今身在东南亚享受着慢生活。那一夜的灼热气息似乎已经淡远，她试着去写下那天发生了什么。她说，她害怕遗忘。
这个十月的东京，白原搭乘地铁，去听中国学者的讲座，内容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他渴望了解自己的国家更多。他因在某中部城市的地铁站，举了一张白纸，招来警察上门。
在广州海珠广场抗议的杨紫荆（网名点心），和其他被捕者一样，释放后被要求呆在老家。
Cheryl忙碌着各种事情，说自己似乎比过去开心些。她常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那是在事发半年多后，她坐上一辆车。因为一些由头，他们谈起那个晚上，她吃惊的是，他非常坦诚，没有一点试探，就突然说：“那天晚上，我在。”
他原本是小包工头，疫情中失去所有，就开车来维持生计。那天晚上他听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就去了，并力所能及地走到了最前面。
Cheryl吃惊的是这个人语言中的坚决。他十分明白地说：这样的体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告诉Cheryl，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需要他站出来，他知道自己会站在哪一边。
从那以后，主持对话时，Cheryl常常会在观众席寻找这个人。“我希望能看到他在那里。我想告诉他，他不是孤单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寒，Tara，陈东，白原，Cheryl为化名。另外为保护知情者，文中对他们的信息隐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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