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曾参加中国远征军。（看中国合成图）
“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海宁査氏是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名门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笔亲书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匾额“敬业堂”、“嘉瑞堂”以褒奖海宁査氏的厚德门风。査氏近代名人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查良钊、金庸、穆旦等。
康熙帝曾御笔亲书的楹联。
跋涉：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穆旦”为名是将其姓氏“查”字拆为“木旦”，后用“慕旦”，再固定为“穆旦”。金庸（查良镛）也采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镛”作其笔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清华师生一起迁到长沙继续学业。不久，再次启程，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随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长途跋涉抵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
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看中国合成图）
远征：历史走过留下英灵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这年，日军在缅甸战场投入重兵，势如破竹，中国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危险。应盟军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2月，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在军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礼遇，在作战间隙，他会作诗活跃气氛、鼓舞士气。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与盟军一同立下战功，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1942年4月，盟国英军作战失利，远征军的战略防卫目标消失，被迫后撤。穆旦随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历史，诗人穆旦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祭歌：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9年底，穆旦和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
旅美：快乐却短暂的时光
1946年，穆旦结识了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周与良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随后也旅美进入芝大就读。1949年底，穆旦和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婚后住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当时和他们夫妇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会、打桥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乐的岁月，周与良怀念道：“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钰良（周与良的哥哥）、查良铮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菁英。”
回国：费尽周折当头一棒
1950年，穆旦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但办理过程十分曲折。“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就职任教。但是，夫妇二人终于选择了回国。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当年急于回国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国移民局终于批准他们回香港的申请。1953年1月，他们未抵香港，几经辗转，由深圳到广州，再到上海，最后抵达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质高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时声名鹊起。但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开“外文系事件”爆发。随后，穆旦因“中国远征军”和芝大留学经历，被归为需要“专政”的对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降职降薪，被逐出课堂，并被判处3年劳教，强迫在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劳动，自此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计划，翻译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历经三载，穆旦白天体力劳动和思想汇报，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终于，16000多行的呕心译着完成初稿。还未经喘歇，运动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再因“远征军”和“旅美”历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阴阳头”。所幸的是，支撑穆旦精神的《唐璜》译稿未遭到红卫兵焚毁。令人难过的是，这位曾经以铮铮铁骨远征抗战，从野人山走出的英烈，与大批当年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他们或是职业军人，或是青年师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后，几乎全部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郁而终，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扫地”出门，夫妻天各一方，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穆旦进“牛棚”，周与良成了“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一个漫天飘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几十里路去看久无音讯的妻子周与良。
“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穆旦和周与良夫妇。（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扫厕：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1972年，穆旦结束劳改，回到南开，主要工作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扫厕所和打扫澡堂。其余的时间，穆旦终于得以埋头于新的翻译和修改从前的译着。在凄苦岁月的夜深人静时，是穆旦伏于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还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作品二十余部。
1973年4月，在南开打扫厕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饭店去见了美籍数学家、西南联大同学王宪钟。这是20年来第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骑车为孩子们打听招工信息、寻找生路时，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进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治疗的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穆旦或许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诗中，他写道：“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中国远征军人、诗人穆旦在自己的诗句中被“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