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繁花》以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商战为背景，讲述主角从赤贫致富的发迹故事。（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2月4日讯】中国电视剧《繁花》以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商战为背景，讲述主角从赤贫致富的发迹故事。该剧去年底在官媒央视和网络平台播映一个多月来，不仅佳评如潮，还掀起上海旅游商机，让官媒疾呼“稳住影视剧带来的消费热”。
分析人士认为，该剧大获成功，除了剧情和画面皆动人外，导演王家卫勾勒出当年那个充满营商活力的老上海，对照上海封城以来、中国经济今日疲软的窘境，恰恰成为官民都需要的“安慰剂”。另有分析认为，该剧避开了敏感的政治红线，因此并没有反映当时真实的上海和中国。
《繁花》带动的商机持续引爆。例如，上海和平饭店的“英国繁花套房”虽开出每晚16,888元人民币(2,365美元)的高价，但从除夕夜到2月份的情人节、元宵节档次都已被预订一空。
另外，上海传统小吃“排骨年糕”近期的网络搜索量暴增近10倍、1月初单周的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三倍，而同一时间在旅游平台上的“上海私家团”等产品订单增长也高达75%。
中国官媒追捧《繁花》商机
官媒《经济日报》1月28日一篇题为《稳住影视剧带来的消费热》的评论形容，上海这般久违的荣景，全拜电视剧《繁花》所赐，因其开播后，迅速成为上海民众的热议话题。尽管全剧已播毕，但影响力不坠，剧中主要场景如黄河路、外滩27号等地都登上网红胜地，还有网民制作“繁花之上海逛吃攻略”来引路。
该文强调，想让《繁花》持续变现、带动消费，“还需要政府和旅游部门齐发力，让更多人参与到城市文化旅游中来。”
《繁花》改编自中国作家金宇澄的同名虚构小说，经香港知名导演王家卫的精心雕琢下，以细腻的光影勾勒出剧中人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鏖战于上海股市、餐饮与外贸服饰市场的恩怨情仇，以及主角阿宝的致富故事。
网民尤将剧中精彩对白视为商场箴言，例如将上海股市比拟为纽约帝国大厦“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以及“人嘛，总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繁花》如梦 港媒: 上海股市荣景不再
然而，这部自2017年筹拍、被誉为掀起“现象级”热潮的电视剧，播映时的真实上海却与剧中情节全然背道而驰，所引发的政经话题也格外受到舆论及学术界关注。
香港《南华早报》1月27日发表题为《枯萎的财富(Wilting Fortunes)》的分析称，该剧设定的1990年代初期，上证综合指数才刚开市不到两年就飙涨167%，但今日的沪股却自2021年底飙上高点以来，已蒸发掉1.45万亿美元，全中国的资本市场更从当时的总市值13万亿美元，萎缩了三分之一，逼得股民只能在痛苦的现实中缅怀昔日的辉煌。
港媒《香港01》1月27日的分析更堪玩味，该文直指，《繁花》首集以“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引子，佐证中国股份制当时快速的改革步伐，但这些政绩如今看来也已是明日黄花，与中国近年的政经走势大相径庭。
该分析称，中国经济现在走上“国进民退”的路线，外贸又因与西方国家交恶，导致出口创下7年来首次下跌，就连邓小平本人也落入中共领导班子刻意营造的“扬毛抑邓”论调中。
暗批资本游戏 《繁花》避开政治红线
对于《繁花》所衍生的政经意涵，在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李明轩表示，其剧情明显异于中国现况，却大获官民一致好评，最主要原因应是，该剧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好中国故事”要求，尤其剧本改编后，避开了原著小说中1987年前的故事脉络，不提政治改革、也不批判中国的旧威权思维。即便是财经领域，该剧也巧妙避开官方对资本炒作的底线，改走政治正确的主旋律：资本战争最终没有赢家，凭借自身实力、努力拚搏的人终能创业成功。
李明轩告诉美国之音：“所谓的底线就是，虽然说(剧情)里面在讲，资本市场这种股民跟那种机构之间在股市兴风作浪、对决等等，可是到最后，这些操纵股市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
尽管这出剧有其政治正确的一面，但不少网民还是看出热闹之外的门道，大发恐遭网管审查“刀锋边缘”的感叹。
有微博网民留言说：“主旋律作品看得很难受，《繁花》却让大家很认可，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意识形态其实和主旋律不同?”
另有网民开始怀念起当年的开放氛围，感叹现在境内气氛“比较像是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的意识形态”。
学者看《繁花》 揭王家卫“没写的史实”
尽管电视剧是文艺娱乐作品，本不须像纪录片般忠于史实，但分析人士直言，《繁花》的剧情之外，有许多导演王家卫避而不谈的历史背景更值得令人三思。
原籍中国四川、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说，90年代正值她童年期，她感受过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氛围。她说，该片提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却未明说，当时中国已改革开放达10年之久，邓小平为何要继续强调开放。上官乱认为，这剧情背后说不出口的历史大事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上官乱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世界因中共把坦克车开进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而对中国展开经济与技术封锁，加上当时北京领导班子在事件后停下改革开放脚步，邓小平才会借南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继续开放、吸引外商外资的决心。但《繁花》若刻意忽略这一敏感事件，恐让部分剧情失去历史脉络。
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像主角为什么连纺织机器都要到日本去买，而且还要冲破那么多阻挠，只是因为他不认识日本人或者是不懂外贸的政策?不!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此外，该剧还有一个更政治正确的面向，那就是，国家机关人员各个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就连在外贸公司上班的女主角收到一对耳环后，也坚持要用自己微薄的薪资买下，还因此被调查了很久。上官乱直言，这跟当年中国的腐败实况严重不符。她说，当年的外贸管制环境下，外贸公司相当于外贸局，垄断权力的结果是暗藏各种人事腐败，跟《繁花》剧情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上官乱还从民间角度分析称，中国影视产业长期遭遇从央视春晚到“过年就要吃饺子”等中国北方文化所垄断，但《繁花》以上海方言为底蕴，打破此一格局，因此受到沿海地区观众的青睐。
《繁花》之后 学者: 盼中国一改“高人”相助的人治社会
台湾学者李明轩则于1月23日发文分析，《繁花》中的人物每逢事业难关或被逼至绝路时，总有“高人”现身，提供锦囊妙计或通天人脉，助其化险为夷，让观众拍案叫绝。但她认为，这般剧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人治”特色，因碰触到人们心中最幽暗的痛苦跟难堪，才反而紧扣人心，但归根究柢，她说，中国应累积群众互信的社会资本，建立法治社会，也许才能让人民得到幸福感跟公平正义的正途。
（文章略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