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网络图片）
随手翻得一本写陈独秀一家人的书，他的后人也有加入过我们这个派别——右派的。再到网上搜索，看看写右派文字的朋友有没有写过，看看编右派名录的朋友有没有编进去，竟一无所获。于是记下来，为编右派名录的朋友提供参考。
陈祯祥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孙女、陈鹤年的长女，1937年出生。出生时他爷爷陈独秀还关押在南京监狱。她出生后，就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失去童年的幸福和欢乐。1949年12月，热爱祖国的父亲便把12岁的她和9岁的妹妹祯荣送回大陆，就读于北京的学校。她们姐妹俩和许多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甜蜜地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儿，脖颈上戴着红领巾，背著书包高高兴兴地跨进学校门。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正在北京读初中的陈帧样刚满13岁，她热血沸腾，瞒着父母，也没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打“美帝国主义”，但没有被批准。
陈祯祥年纪虽小，但好学上进，生性倔强，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参军未能如愿，心中不甘，于是她就向团组织申请，要求加入青年团。可是，她的年龄又不够，团支部书记鼓励她说；“你要求进步和参加团组织，我们欢迎，待你长到16岁，团组织一定接收你入团。”
陈祯祥据理力争：“刘胡兰当年入党年龄也不够，只有16岁，党组织不是破格吸收她入党吗？难道入团就不能破格吗？”“刘胡兰是英雄。”“英雄也是人，她入党时还没成为英雄。”团支部书记被陈祯祥这种要求进步和要求入团的强烈愿望感动了，向学校团委作了如实反映。校团委经过认真考虑和研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底就吸收她为青年团员，为许多同龄学友所羡慕。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她都是学生干部。
那时，首都北京每年都举行“五一”、“十一”盛大庆祝游行，那沸腾欢乐的场面是多么令陈祯祥向往，尤其还能见到“伟大领袖”毛泽东，那是多么的幸福。她入团以后获得参加庆祝“五一”、“十一”盛大游行的资格，尤其使她不能忘记的是1957年“五一”劳动节．她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队员，身着盛装，手捧鲜花，兴高采烈地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当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她挥舞着鲜花，尽情地欢呼：“万岁！万万岁！”此时，她感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还听了彭真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整风决定。当时，她想自己是一个团员，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不久．就是这个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发动了—场整风反右的运动，革命风暴无情地席卷着神州大地，大字报铺天盖地，无数人遭殃。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陈祯祥，在院领导的再三动员号召下，鼓足全身勇气，总算“鸣放”了一炮——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高，建议院领导采取措施，边整边改。她万万没想到，一条意见却招来了“弥天大罪”，反击她的大字报四处贴满，批判会一个接一个：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是假，否定党的教育事业是真。”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中国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女。你父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陈祯祥对党不满，对党怨恨是有阶级根源的，你爷爷陈独秀不被开除出党，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不会来师范学院的，所以，你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一齐打，压得陈祯祥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她偷偷地哭泣，穷思苦想，她连爷爷陈独秀是个什么模样都不知道；难道爷爷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难道定居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子女也不是好人？……她怎么也想不通，辨不清。起初，在班上党支部的促帮会上，她还为之反驳，但几次班级和系的批判会把她批驳得“体无完肤”，压下了她的“反党气焰”——她沉默不语，听天由命了。运动结束，她这个“天生右派”终于落网，被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陈祯祥心中一股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青春之火几近熄灭，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
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1952年携儿女在大陆定居，一直在一家职工医院当司药。平时工作负责，勤勤恳恳，为儿女含辛茹苦，很少言语，医院里的同事没有人说她不好的。当母亲从陈祯祥同学的口中得知女儿遭此厄运后，如同晴天霹雳，天旋地转，悔恨自己当年目光短浅，觉悟不高，千不该万不该跟陈独秀儿子结婚，害得自己的爱女成了右派。此时，她才悟出“陈独秀”这三个宇的份量及其给儿孙辈带来的政治阴影，她愁得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她愁肠寸断，痛心疾首，左思右想，为了使在大陆就读的几个子女不再遭受陈祯祥的厄运，摆脱陈独秀的政治牵连，含着泪水，毅然提出与在香港的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离婚，彻底与陈家断绝亲情。后经北京中级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于1958年批准协议离婚，规定陈鹤年每月给其子女抚养费人民币1560元。
许桂馨一家人太天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照样受陈独秀问题的株连，全家无一人幸免，都遭受了更为深重的政治灾难。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烧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以显赫的标题，发表了这样一篇举足轻重的大批判文章——《彻底批判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在这篇大批判文章的烈火燃烧下，陈独秀在北京的儿孙们再遭厄运，一个也没有逃脱被烈火焚烧的命运。
陈祯祥任教的中学，造反派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宣布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勒令她检举揭发陈独秀并交出陈独秀的照片。陈祯祥从来没见过爷爷陈独秀，也没见过陈独秀的照片，她哪里交得出？于是便把她的档案抛出来，说她是右派翻天，包庇陈独秀，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于是对她关押、抄家、残酷批斗，实行专政，以致患下全身病症。陈祯祥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当作信条，所以平日教学认真，教学质量高，她所教的班级学生考高一级学校的录取率高，曾受到校长的表扬。与她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丈夫刘邵，教学也很认真。这样，造反派把她夫妇俩和校长打成“三家村”，还写批判文章在报上发表，对她及其丈夫进行攻击污蔑，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她的丈夫刘邵竟被迫害致死，被造反派宣布为“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还勒令她检举揭发丈夫的罪行，划清界限，争取宽大处理。陈祯祥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病倒。即使这样，造反派还是不放过她。
母亲许桂馨尽管与原夫、陈独秀之子陈鹤年离了婚，但她毕竟曾是陈独秀的儿媳妇，灾难依然降落在她的头上，被污蔑为“特务”、“坏人”、“陈独秀的孝子贤孙”，无情地被关进“专政对象学习班”，批斗、逼供信……后又被强迫下放劳动，吃够了苦头。
右派改正后，陈祯祥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为副教授。l992年5月她自费去了爷爷陈独秀晚年生活的四川省江津县，探寻爷爷当年的足迹。她在江津县委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凭吊了江津修复的爷爷陈独秀的原墓址。她又沿着当年爷爷陈独秀的足迹，登上了僻静的鹤山坪。当她走到爷爷陈独秀石墙院破屋故居时，她不禁哇地—声哭了，她简直不敢想像，当年爷爷陈独秀在这僻静、落后的山村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在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石墙院破屋度过他那晚年最后的日子的。接着，她不顾旅途的疲劳，风尘仆仆地赶到自己的故乡——安庆，参加北京党史学会在这里举行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在会上，她含着泪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倾诉了她父母及其—家所饱尝的坷坎、流离、曲折、辛酸的生活，声泪俱下，揪人心肺，催人泪下。这算是陈独秀后人在公众集会上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历次运动的一次血泪控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