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风光（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Pixabay）
【看中国2024年2月16日讯】香港进行国安立法，特区当局最急需做的，是尽职审查各项立法建议，确保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以免自绝于国际社会。
今时今日，特区当局拟定国安立法的建议不困难，立法会通过也不困难，因为“国家安全”的观念取自大陆，覆盖20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包，任何民间举动及言论，都可以国家安全的眼光审视，相信北京乐见其成，“爱国者”包办所有议席的立法会定当鼎力支持。另一方面，立法建议之中，当局照抄一些民主国家的立法经验，一面增加控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罪、“参加或支援境外情报组织或接受境外情报组织的利益”罪、“境外干预”罪等等），一面加强执法者对被捕者、潜逃者、服刑者的权力。
不过，不是照抄民主国家的国安措施便可以安枕无忧，因为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裁决，因国家安全考虑而限制言论自由的措施，该会虽然较尊重有关国家的决定，但前提是当地的法治需要得到保障。放眼香港，既无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以确保国安法律遵循民意，同时监察执法者是否滥用权力，也不能通过定期的普选，反映民间对国安措施的最新取向。
再者，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以至“国家安全”的观念有最后的解释权，随时可以通过释法，确保香港法院审理中的国安案件得到“正确”的裁决。因此，没有他们承诺不行使其凌驾香港法院的权力，从民主国家的角度看，香港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能否得到保障，又是否名副其实享有终审权，也不无疑问。
当香港欠缺法治的民主要素，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又成疑，当局起码需要委托专业的人权机构或交由人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立法建议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法律要求，进行尽职审查。否则的话，政府也应该以人权法的标准自行审核立法建议，抛砖引玉，吸纳民意，确立国安法的正当性。
很遗憾，政府明知国家安全立法的结果，必定为言论自由带来更多限制，但除了在咨询文件的个别章节写上一句，立法时会“充分考虑保障言论和发表自由的权利的重要性”，却没有审核各项建议，是否符合《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三款的三项要求。
第一项要求是限制言论自由，必须有法律依据。按照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释，法律对言论的规管必须充分清晰，让公众知晓，从而知所抉择，不会误堕法网，也让执法者确定限制那些内容和表达手法，不能给予执法者不受制约的裁量权，也不容许法律带有歧视成份，违背人权公约的目标和规定。
不过，一些政治评论或者漫画是否违法，界线往往不清不楚。例如近日中国投资专家罗奇（Stephen Roach）在《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他要忍痛指出香港已经玩完。不过，传媒向当局查询是否不能引述或转载该篇文章，以免罪犯煽动，当局不予置评，令人疑惑政府心目中的煽动法律有暧昧不明之处，有违规限言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
再看第二项，就是要求国家安全法不能拿来当武器，以禁止发表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料，或者追究记者、硏究者、捍卫人权人士等等。但今次的立法建议，难免惹人疑虑。例如建议扩大《基本法》第23条的内容，由禁止煽动、教唆颠覆国家政权再加入其他，包括不容煽动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中央驻港机构”，“香港特区的宪政制度”的憎恨。
如是者，当国家根本制度受到批评，如社会主义有碍经济发展（如国进民退的政策）、一党专政不利政通人和（如“清零政策”），或者有报道指出中联办在港大量投资物业，又或者不满“完善”后的选举制度是政治歧视民主派，这些评论和报道或者政治不正确，但显然属于“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料”，有助发掘真相，推动社会进步。问题是，当局会否视之为带有煽动意图的行为？
最后，第三项要求是需要证明国安措施属于必要的手段，非此不可，同时达致目标即可，不得过分和超限而扰民太甚，同时需要说明被起诉的言论对国家安全有何具体的实际威胁，并需确立因果关系，证明言论会带来直接和即时的威胁。不过，咨询文件的建议当中，例如“非法披露看来属机密事项的资料”，只因为“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便等于泄露国家秘密，无须确立因果关系。又例如“非法披露国家秘密”不设任何辩护理由，新闻报道只要带有机密资料，不论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一概罪犯国安。法网是否张得太大？
类似问题不必尽录，最重要是国安法规必须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否则随着香港国安法通过及实施，香港将走上不归路，再无法重拾过往自由国际城市的璀璨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