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和孔夫人宋霭龄。（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最近从微信上看到一则宋庆龄在1981年5月去世时，三妹宋美龄对她的评语，十分中肯，读罢，老夫不由击案叫好，知姐者，莫若其妹也！
一、宋庆龄贤妻良母型 和大姐三妹不一样
宋庆龄是国母，我与他关系，有鸿泥之差，挨不上半点关系，但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有过接触，听到过一鳞半爪的轶事，况且我的孩子由他的秘书陈维博先生帮忙，挤入五原路“中福会幼儿园”，高干子女专享的全安亲班，沾过贵族子女待遇的光。
文革后期，我被借调到延安西路六十四号“上海少年宫”编儿童诗集。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记得有一位叫吴朗娅的女士，她和宋庆龄的关系较亲密，宋来上海，必找她去问中福会的情况。
一次和吴女士聊天，我问宋的谈吐如何？
吴说，她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平凡女性，待人和蔼慈祥，每来上海，经常要她带孩子去淮海西路的家里做客。孩子们一进客厅，她会拿巧克力糖来分发，边分边说，这是美国寄来的巧克力，很好吃，大家多吃点！看见可爱的孩子，她会抱住亲热，用上海话问：“咯件绒线衫好看来，是啥人帮侬结咯？”
当孩子回答：“是阿拉姆妈结咯”时，他会说：“娜姆妈伽来（上海话“能干”的意思）……。”
宋庆龄出身豪门，“受父母溺爱（宋美龄语）”自嫁给孙中山后，老夫少妻，又倍受恩宠，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善良女人，但因没有子嗣，在生活上孤独空虚，无法和大姐霭龄相比：在政治上天真幼稚，后半生被人利用，无法和三妹美龄相比，实在是悲剧人生。
我曾经认识一位姓沈的朋友，一次他拿了一大捆“双清楼主”何香凝的画给我看，我颇为惊奇，问：“你怎会有那么多何香凝的画？”
他说：“我岳母就是陪伴国母宋庆龄的李妈，以前是何香凝的贴身佣人。”由此引出一段秘闻。
据说，孙中山噎气后眼睛不闭，何香凝在一旁问：“先生是不是革命未成，放心不下？”孙中山依然双目不瞑。
何香凝一一追问，当问到：“先生是不是因为孙夫人太年轻，放不下？你放心吧，我会把李姐安排去服侍她的！”
这时，孙中山才缓缓合上眼皮。
此段传说若不是空穴来风，说明国父毕竟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江山娇妻，最终还是放心不下。
1956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从左至右）在北京中南海。（网络图片）
二、宋庆龄有面首 孙大雨教授指背叛孙中山
我老单位“少年儿童出版社”，地处延安西路，离宋家椿萱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墓不远。文革初起，居住在附近的同事亲眼所见，一群农民造反派冲进陵园，用铁耙把倪桂珍从铜棺材扒出来，活新鲜的一个胖老太婆——后来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庆龄见了，哭着去找周恩来，说当初周答应宋庆龄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许下“人在事业在，人不在事业也要在。”的诺言，不料如今人还在，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牌子就给砸了，甚至连父母的坟冢也给扒了。周知道此事，特地派人来上海收拾残局，将她父母的尸体送去火化，重筑陵墓，所以现在和宋庆龄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妇，不是完尸，仅是骨灰而已。
宋庆龄的故居在淮海中路1843号，对面1842、1851号，是小有名气的武康大楼，我们出版社的社长林剑修就住在四楼，我去林家作客，站在窗口，可以俯瞰宋家花园的全貌。
宋家大院的西侧，是一条以前犹太人居住的弄堂，沿马路有一排二层楼的小屋，《少年文艺》的美编朱铭善就住在里边，再往西是广元路和天平路的交叉口，那里有一家新华书店的。那年头，我和朱铭善比较亲近，晚上经常骑着自行车，躲进他家的“灶披间”（上海话，指厨房），谈论敏感问题，他告诉我，宋庆龄有个小面首，经常去那家新华书店购书，附近的邻居都认得……
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先生，生前曾对人说：“宋庆龄叛变孙中山，对不起国父”，此言和宋美龄：“于夫妻未尽节”一语，同出一辙。
宋庆龄死后举行国葬，盖上党旗，被追认为党员。先师吴耀南先生对世事洞若观火，当时曾私下对我说，国母一生糊涂，最终还被利用一下。
宋庆龄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苏联莫斯科。（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三、文革中终于对共产党失望 乃至三次厌世
最近史丹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保管蒋介石日记的郭岱君透露，宋庆龄在中共建政后，对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甚不满，曾给毛泽东写过七封信，提出质疑。起先毛还给予面子，虚与周旋，后来竟恼羞成怒，对周恩来说，她不满意，让她去美国或香港……
远在美国的宋家兄妹知道此事，即派人与中共私下协商，大姐宋霭龄还准备了七百万美元的保证金，准备接宋庆龄去美国居住。经过几次接触，最后中共高层考虑到国母出走，影响巨大，最终没有答应。就此，宋家姐妹的团聚之梦，也成了泡影。
郭岱君最后说，宋庆龄给毛泽东的七封信，详细说了些什么，至今中共还没有披露。为此我查阅《人民网》，对宋庆龄七封信之说，虽有提及，但恰似蜻蜓点水，掠过而已，令人注目的，倒是这几句话——“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有此可见，宋庆龄晚年对共产党的失望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七封信的详细内容没有找到，却有意外收获，信手摘来，细细品位，倒也有玩味之处。中共在开国大典时，为了要将宋庆龄作为花瓶，忝列天安门城楼作点缀，毛周十万里书信加急，轮流飞往上海，催其北上。其时，宋也许因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提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中，罗列蒋介石第一、孔祥熙第九、宋子文第十、孙科第十三、宋美龄第二十三、中共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头等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心结未解，称病不肯北上。毛周看出端倪，于是绞尽脑汁，不惜动用她周围的亲友，如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邹韬奋的夫人沈萃缜等打亲情牌，诱其入彀。
宋庆龄抵京后，被安排住进醇亲王府，享受权力滋味，于是一时忘乎所以，曾在五Ｏ年三月和五二年十月，两次写信，要求加入中共，结果得到毛泽东的覆信为：
“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老毛覆信意味深长，连骗带哄，颇可玩味——宋庆龄毕竟“见识浅短”，竟未能发觉微意。直到文革晚期，最后觉醒。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她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她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透露，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怅惘和后悔。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她在最后一封信中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这时她才算活明白了。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她被入了党，她已无力推开那面硬盖上她棺木的党旗。
四、见识浅短而好蘸大事
唉，宋庆龄终其一生，还是用她胞妹宋美龄的话作终结最精辟：“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进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究其原因，皆因生性倔强，又得父母溺爱，自高而不学，见识浅短而好蘸大事，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侮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呜呼，斯言诚哉！
（原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