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9日，香港立场新闻前主编钟沛权被定罪后走出香港区法院（图片来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从立场案的钟沛权、林绍桐和立场新闻所属公司被定罪，到陈景祥发表文章质疑新闻报道红线何在，到学者李立峯就该案作出法理分析，再到邓炳强发表文章批驳陈景祥，再到陈景祥辞去信报副社长职位，再到区家麟被迫请假，再到刘进图发文质疑法官判词，这一连串的事件，显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中共的粗暴打压，不畏强权，据理力争，捍卫新闻自由的忠肝义胆，也进一步暴露特区政府秉承中共意旨，肆意打压香港舆论空间的卑劣用心。
中共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打压有两手，一手是傇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检控以恫吓新闻工作者，一手是收买传媒老板对言论实行严格规管。中共与无良商人钱权交易，蓄谋已久，至今香港只剩官办半官办的传媒。早前明报总编辑去信专栏作家，要求他们审言慎行，便是由传媒主动作出的自我审查。至于两条恶法打压新闻自由，现有立场案之判决作鲜明例证，至此，香港新闻自由已处于休克状态。
邓炳强最近“状态甚勇”，一再披挂上阵与新闻工作者交手，一介武夫胸无点墨，谅他的文章也只是身边的文痞执笔。观其批驳陈景祥的文章，可谓通篇理路混乱不知所云，非但不能回答关于“红线”的质疑，更暴露强词夺理声势夹恶的丑态。他竟然把特区政府失败的垃圾收费政策和教科书“性冲动就去打羽毛球”的笑话，拿出来作为政府广开言路的例证，真是够不要脸了。
立场案最令新闻工作者不安的，便是所谓“蓄意煽动”，何谓“蓄意”？何为“煽动”？前者纯属主观臆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者容易堕入捕风捉影、任意推断的窠臼。“蓄意煽动”便是戴在香港新闻工作者头顶的紧箍咒，下笔之际，这个咒语便在耳边响起。任何一句话、一个用词，只要政府看不顺眼，都可以用这个“口袋罪”去套用，据此拿记者编辑和作者来治罪。如此一来，谁还能自由发声？
中共以强权治国，以暴力治港，新闻自由本就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反送中运动三年较量，最终以中共的警法专政落幕，至此，香港新闻的休克死亡已是命中注定的劫数。今日立场案的收场，本在意料之中，而香港新闻工作者蒙冤不服，香港人公平自由受损，这也会是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新闻自由世称第四权，便是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之外，有一个独立的第四权存在，这个第四权与其余三权互为制衡，使社会保持正常运转。在不具备民主选举的政治体制下，立法、司法、行政都可以被专制者操弄，三者互相勾结，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工具。第四权是唯一能保障公众利益的社会机能，失去第四权，立法、司法与行政都在公众的监督之外，三权可以互相策应，坏事做尽，而最终所有的民众都会是受害者。
常识告诉我们，新闻媒体有四项不可或缺的职责，也有四项不可褫夺的功能：一是报道新闻，这是每人每日需要的精神食粮；二是追寻真相，自由传媒能挖掘真相识别真伪；三是吸纳民意，民意有正反之别，因此在媒体上呈现不同立场和观点，本就是传媒的本色；四是监督政府，所有公职人员，不论法律界、政界、商界和学界，其言行都在传媒严密监察之下，所有阴暗算计、违背公众利益的勾当都无所遁形。
正是有这四项社会职责在身，所以新闻工作者可以理直气壮直面社会黑暗势力，而中共窒息香港新闻自由，其阴险动机，也便是褫夺香港传媒工作者监督政府的权利。香港新闻自由一旦休克，中共便可以为任意妄为，在香港为非作歹。
戕害香港新闻自由，中共也知道后果严重，当前西方国家已将香港视为中国一个普通城市，香港作为中共改革开放对外窗口的功能至此消磨殆尽，香港东方之珠美誉早已失色。近日美国对香港发出营商警告，稍后香港驻美经贸办将被美国政府关闭，香港经济下行已成趋势，香港人的苦日子还在后头。
中共对香港的衰弱并非完全无感，当此大陆经济低迷求救无门时，若香港仍可发挥对外引资和通商的功能，中共当然求之不得，可惜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眼盲，世上没这等便宜事。
香港国际地位快速滑落，经济前景堪虞，也有建制中人忧心忡忡。最近梁振英、曾钰成、刘兆佳纷纷提出香港要“改革”的呼吁，曾钰成担心二十三条对香港人的打压会不会做过头了，这个问题恰恰是对邓炳强的质问。邓炳强是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得益者，他当然听不进曾钰成的话，但香港新闻既死，香港经济便死路一条，这两个问题的关连，系人都明。
近日有一单新闻引起我的兴趣，便是孟加拉国民开始对早前镇压民间反抗的警察实行清算，俗话说“出来行迟早要还”，不知邓炳强对此作何感想。
傇此机会，向上述各位香港新闻工作者致以深切的敬意。你们代表了香港人的良知，你们不会孤单，香港人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挺过去。眼前是最黑暗的时刻，但因此，离天亮也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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