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的幻想与挣扎：从迷信毛泽东共产党到回归爱因斯坦（美国之音）
【看中国2024年12月29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中国科学家许良英的未完成自传《幻想-挫折-反思-探索》近日由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许良英之子、斯坦福大学研究员许成钢表示，这本书记录了父亲92年人生的三大贡献：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史研究，以及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书中也呈现了他对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历经多次重大事件后逐渐瓦解的过程。许成钢在最近的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中表示，这部父亲未完成的自传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共产极权意识对包括许良英在内的科学家总是有如此大的诱惑力？
未完成的自传与未尽的使命
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幻想、挫折、反思与探索：许良英未完成的自传》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位科学家从迷信到觉醒、从服膺权威到推动启蒙的传奇人生。许良英，这位中国科学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民主理论和人权启蒙。他的三大贡献——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史探索和民族理论的启蒙，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科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部自传，不仅记录了许良英个人从信仰共产党的科学家，到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与活动家的转变历程，还深刻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共产集权思想对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份子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
对于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而言，许良英的经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追随乌托邦式的理想到面对现实的残酷打击，再到用理性重新思考信仰的本质，他的生命旅程充满了复杂的历史纹理。这种从迷信到觉醒的转变，不仅是个人思想的演变，也是对中国社会更深刻的反思。
正因如此，许良英的自传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极权主义的广泛讨论。它揭示了极权体制如何利用宣传和控制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那些本应代表自由与理性的科学家群体。
科学的信仰与早年的三大迷信
- 从科学到政治：许良英的少年信仰
许成钢在节目中说，父亲许良英的科学探索始于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少年时代，他痴迷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从中汲取了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滋养。然而，与此同时，他也陷入了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马克思的迷信。抗日战争的民族主义情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不满，使他误以为共产党是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知识份子普遍面临着两难选择：一边是外敌入侵导致的国家危亡，另一边是国民党威权体制带来的压迫。许良英和许多年轻知识份子一样，把希望寄讬在看似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对于他们而言，共产党承诺的“人民民主”像是一剂解药，能够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和民族问题。
然而，这种信仰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上，缺乏对现实的深刻认知。许良英后来反思道，这种理想化让他们忽视了制度本身的专制倾向，也低估了权力在无制衡情况下的腐败风险。正是这种早年的信仰，让他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思想挣扎。
更重要的是，许良英作为一名科学家，起初并未将科学的批判性思维延展到社会与政治问题上。虽然他对科学追求精益求精，但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他更多依赖的是信仰，而非科学的方法论。正是这种反差，让他的思想旅程变得更具启发性。
-“救亡压倒启蒙”与知识份子的误区
正如许良英在自传中反思的那样，抗日战争期间的“救亡压倒启蒙”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将民主与专制混淆。他的迷信不仅仅是个人的误判，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普遍陷入的思想误区。
抗战期间，民族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中国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中断。许良英所代表的一代知识份子在救亡的旗帜下，过早地放弃了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深刻探讨。这种现实背景不仅塑造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误判，也为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迷雾埋下伏笔。
在他的自传中，许良英坦言，民族主义情绪虽然提供了动力，但也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未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自由与尊严并非单靠民族独立即可实现，而是需要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这种后知后觉的醒悟，成为他后半生致力于启蒙的根源。
从觉醒到反思：三大迷信的逐步破除
- 斯诺文集与毛泽东神话的破灭
毛泽东的形象在许良英的思想体系中曾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文革后期暴露出的“四人帮”专制行径，让许良英第一次感受到毛泽东并非如他想像中那样代表人民和民主。1974年，许良英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帝王本质”，这是他破除对毛泽东迷信的关键一步。
这一认识的转变，与许良英多年的科学思维习惯密不可分。科学要求理性和事实，而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与“绝对正确”的观念，显然背离了科学精神。在多年的观察与思考中，他逐渐看清了毛泽东的专制本质，这成为他打破迷信的第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许良英深刻认识到“个人崇拜”与专制体制的危险。他的科学训练帮助他以理性解读政治现象，而他对事实的执着最终迫使他挑战自己早年的信仰。这种觉醒并非瞬间发生，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内心斗争后，逐渐形成的。
-89六四血腥镇压 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许良英的人生是一次巨大的震撼。目睹共产党为维护权力而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让他从抽象层面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转变为对其血腥现实的深刻理解。这次镇压让他彻底放弃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并坚定了他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决心。
六四事件后，许良英不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专制体制的本质，还开始全面反思中国知识份子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他认为，知识份子若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便难以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自此，他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转变为一位兼具思想与行动的启蒙者。
六四镇压的惨烈场景，让许良英更加深刻地理解权力失控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他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个人觉醒是不够的，更需要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来唤醒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这种思想的升华，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思想与行动的交汇：科学家与启蒙者的双重身份
-爱因斯坦文集：从科学到启蒙的桥梁
许良英最为人所知的贡献之一，是主编了《爱因斯坦文集》。这部三卷本巨著不仅涵盖了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成就，还特别强调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民主、人权理念。在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年代，这部文集成为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了解民主和人权的重要启蒙读物。
文集的出版过程本身充满波折，从筹备到面世经历了无数次的阻力。然而，正是这种经历，让文集的出版意义更加深远。它不仅象征着思想的解放，也为许多在政治与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的知识份子，提供了精神支柱。
许良英将爱因斯坦视为科学家与人文思想家的典范，他通过编辑文集，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也为中国的民主启蒙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这种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成为许良英思想遗产的核心部分。
-方励之与1980年代的学潮
与许良英关系密切的方励之，深受《爱因斯坦文集》的影响，成为中国80年代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许良英通过学术工作影响了一代人，为中国思想启蒙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位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思想解放。许良英更倾向于通过研究和写作启迪民众，而方励之则以行动和演讲直接影响学生和青年。这种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在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黄金时代。
知识份子从迷信到觉醒的启迪
许良英的经历告诉我们，知识份子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既需要对权威保持警惕，也需要对自身的信念不断反思。这位科学家从迷信到觉醒的过程，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典型范例。
他的自传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挣扎与成长，也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在许良英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份子群像——他们是理想的追寻者，也是失误的承担者。
许良英的思想遗产提醒我们，知识份子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开拓者，更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以理性和勇气，为一代人指明了通向自由与尊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