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被释放前的合照。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沉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七君子”指的是抗战前夕因公开反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遭逮捕入狱的七位民主人士。他们分别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与史良。这七人多为知识分子、律师、学者与社会运动领袖，在当时民间具极高声望。1936年因参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联署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结果被国民政府逮捕。此举虽遭当局压制，却引起全国舆论声援，被视为抗战民主运动的象征人物。
这七人中，大多与中共早期有接触或合作，他们诚恳希望以民族大义换取团结抗战。但历史讽刺的是：中共夺权后，这些曾经为中共发声、甚至为之入狱的人，却几乎无一幸免于政治清算与人性羞辱。这七人中，有人死于暗杀，有人死于批斗，有人死于幻灭。他们本欲挽民族于危难、求和平于分裂，却最终多被中共政权背叛、践踏。他们的遭遇，是一面照见极权残酷本质的镜子。
七君子中唯一女性 沦为共统下的出卖者
史良（1900～1985年），字存初，江苏常州人。1922年（民国十一年）暑假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后来在好友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法律。在校期间参加学潮后脱离法政学院转入上海法科大学。
1931年（民国二十年）开业任律师，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还加入了中共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任该会律师，任期内办理多起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达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案件。
1935年12月21日，史良、沈慈九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35人为执行委员。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40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仆、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被选为常务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并支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取得胜利。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正在清共的国民党，日本方面也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救国会。
1936年11月11月22日深夜（23日凌晨），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6位救国会的领导人分别被捕，史良受到通缉，后来投案。1937年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案开庭审判。当时宋庆龄、何香凝、沈慈九等人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被保释出狱。
1938年史良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并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在重庆谈判中，担任民主同盟代表团顾问。1946年后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48年后在上海建立民盟华东执行部，任主任。“民盟”与共产党一向联系密切，配合默契。史良为中共做了许多贡献。
中共篡政后，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司法部长，这段时间正值“镇反运动”高峰期（1950～1953），全国展开大规模清洗旧政府人员、国民党官员、宗教人士、知识分子等。根据各方估算，这场运动导致约200万以上人被处决或致死。作为司法部部长，史良“追随”中共做了大量暴力清洗的工作。1959年全国人大通过撤销司法部，即使史良在在“镇反”、“反右”等运动中效忠体制，也未获得最终信任，去人大做委员，被边缘化。
1957年毛发动“反右”运动时，史良“打响了轰击‘章罗’的重炮”。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晚，史良就向找上门来的章发问道：“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答称：“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毫无防范意识的章伯钧将自己的不满一一告诉了史良。当他无比畅快地回家后，妻子李健生问他：“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他答：“很好。”
令章伯钧万万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将他那些私人谈话和盘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已将章的立场表露无遗，但史仍然穷追不舍地说：“今天我在民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其结束语则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次日北京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史良发言的全文。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1958年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光荣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来提出申请，遭毛否决。周称史良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病逝，就在大家以为史良将接任民盟主席时，中共任命的却是秘密党员杨明轩。尽管“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罗隆基语），甚至即使“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章伯钧语），但事实上，中共还是实行“内外有别”。这给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沉重打击，从那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斗，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写检查和参加劳动，还被贴大字报，说她是“地主兼资本家”。原来配给她的司机也被取消，暖气也不烧了，家里就生两个大炉子。她还被强迫在民盟劳动，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史良终于出任主席，彼时她已经近80岁了。
1985年，史良病故。
七君子其余人的结局如何？
七君子事件是在当时救国会的一系列行动后发生的，当年由史良等发起的《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中除了抗日救国的内容，还有一条：要求人民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那么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是什么情形呢？
根据法治周末程骞撰文《“七君子”案：最豪华之律师团》介绍：“由于证据不足，“七君子”久遭羁押，直至4个月后方才被提起公诉。
“羁押期间，由于‘七君子’均为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看守所对其颇为优待。史良因是女性而被另外关押，其他6人并未囚于一般监室而是共用四间‘小巧玲珑的小洋房’。他们把其中一间用作会客室，还安置了沙发。囚室四周有一院落，得以辟为运动场，并植花卉。在生活上，被囚诸位颇为团结，共同作息。
“沉钧儒为家长、章乃器任事务部长、李公朴任运动部长、沙千里任卫生部长、邹韬奋任监督部长。他们每晨七点半起床，晚11时就寝，读书写字、锻练身体。其中邹韬奋仅4个月便写了近十万字的论文。史良则主要研究犯罪学，并每每烹饪，将做好的小菜送至六君子处。”
当时有二十余人的律师团为他们辩护，有两度开庭。
关于这个案子，“1938年12月6日，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吴宏恩向最高法院具信表示，审理七君子案的江苏高等法院一再迁移，事实上无法行使审判权，声请将其管辖权转移至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七君子”亦函司法行政部，声请撤销其案。同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检察署向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首席检察官下发训令，令该院详核有无撤回起诉之必要。
“次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检察官赖毓灵呈交《撤回起诉理由书》，表示该案所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已经修正，被告所行各节与当前国策不相违背，应不起诉，故该案依法应当撤回起诉。2月21日，最高法院检察署复令，将撤回起诉理由呈奉司法行政部存查。至此，轰动民国的‘七君子’案在法律上完全告结。”
七君子的最终结局：从英雄到牺牲品被中共吞噬
沈钧儒（1875～1963）
号称“人民的法官”，是当时最有声望的法律学者与民主人士。中共建政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亦为民盟主席。他曾力挺新政权，也为法治呼吁。然其晚年被架空，尤其在反右与文革前夕，逐渐被排除于决策圈之外。即便身居高位，晚年也未能避免被政治边缘化，死后多年才被树碑立传。沈死于1963年，虽逃过文革，但他创建的民盟已彻底沦为橡皮图章。他一生倡导司法独立，却见证司法沦为阶级斗争工具，理想破灭。
章乃器（1897～1977）
经济学家与金融专家，曾任粮食部长。他与中共分歧明显，他曾是推动民族统一与民主改革的重要人物，1957年因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被打为“大右派”，其后被剥夺一切职务，饱受批斗、审查、抄家之苦。他在文革期间更遭毒打侮辱，几度濒死，1977年在几近孤立与贫病中死去。他的学术成果与政治声望在中共眼中毫无价值，最终成为斗争的牺牲者。
邹韬奋（1895～1944）
著名出版家与媒体人，抗日战线上的文化战士。他与中共理念一度接近，甚至成为其统战样板。1944年因病去世，中共为其追认党员，但他生前从未正式入党。共产党只纪念他可用的部分，掩盖其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生活》周刊中多次提倡新闻自由与独立思考，若其活到中共建政后，极可能与储安平、章伯钧一样被打成右派。
李公朴（1902～1946）
著名社会运动家，战后积极投入民主运动。1946年在昆明被暗杀，疑与国民党右派有关。其死成为中共的宣传素材，却有意弱化他的真正诉求——“反对一党专政”，“争取言论与结社自由”。倘若他未被暗杀，会不会后来在中共政权下遭遇反右或清洗的命运、不得而知。李遗孀何实秋晚年曾透露：李若在世，绝不会苟同于后来的极权现实。
王造时（1903～1971）
法学家与自由主义思想家，曾任南京政府参政员。1957年因发言批评毛泽东与反右政策，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遭到长期关押、批斗折磨，最终死于看守所。他的儿女多数患精神疾病，一家人的命运被整个体制碾碎。王造时一生捍卫法治与宪政，最终却死于一个视法律为整人工具的政权之手，讽刺至极。
沙千里（1901～1995）
与其他六人不同，沙千里早在1938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后来一直作为统战工具存在，未遭任何政治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安然无恙。这位“披着民主外衣的共产党员”甚至协助中共打击民盟内部异见者。在外仍以民主人士示人，实则为内部打手。他的存在说明：只有放弃良知、彻底投靠极权，才能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安然无恙”。
这些人原本都曾站在抗日与民主运动的前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中共政权对他们的回报，不是尊重，而是背叛。他们的命运揭示一个残酷真相：在极权之下，真正坚持理想的人，最终都会被牺牲。
史良在国统时提出的“要求人民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在共统下她敢提出来吗？在国统下，她还有律师，可以开庭辩护，还有人要去和他们一起坐牢；在共统下，她当年的狱友王造时、章乃器遭难时，她敢去说句公道话吗？其他那些为了七君子表现堂堂的人还有机会、胆量、和正义和过去一样表现吗？
在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召开的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把民盟内部全体的思想“改造合理化”，成为民盟的任务。搞统战利用完了，要想留下这个名称都得和中共“保持一致”。
当年，国统七君子当然有着民主人士的爱国热忱和善良愿望。然而在那样复杂的局势下，他们没能分辨要利用他们来欺骗国人的中共的魔鬼本性，结局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