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存在的女婴 朱莉（图片来源：北京之春/朱莉，受访者提供）
【看中国2025年5月16日讯】5月的美国，特意为妈妈们设立了一个节日。
为人父母本是天赋的人权，而中共统治下从80年代开始就执行了严酷的“生育革命”。
追究其原因是中共取得政权后在即将耗尽革命的合法性资源前，不能在经济和民生方面尽快弥补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面临着遭遇合法性危机，而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后面临最紧迫的现实。文革及之前的阶级斗争严重拖垮了中国经济，使几亿民众在解放几十年后连基本的温饱都未能解决。周边国家特别是香港和台湾原本起点跟大陆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陆，但如今民众生活都比大陆要好得多。正是在这种强烈对比形成的压力下，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发展经济上有一种急迫感，由此才会饥不择食地提出“洋跃进”计划。
当时的认识是，要迅速地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抑制人口增长，将过多的人口降下来。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对处于一个生育高峰。
可以说，正是此种执政合法性困境逼得当时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图在一个短时间内能够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赢得民众对其领导下的中共执政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共的决策层就“一拍脑袋”决定了推行“一胎化”政策，全国大范围施行结扎绝育，强制堕胎来向上级邀功。
这期间，中共灾难性的制造了许多人间惨案。
此封面为朱莉的父母和死去的哥哥合影，而朱莉不在其中（图片来源：北京之春）
记者遇见朱莉的时候，她向我说起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朱莉：“1994年，我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开封杞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那一年，我的哥哥七岁。对于别人来说，那年不过是寻常的一年，可对我的父母而言，那一年注定是他们命运彻底改变的转折点——因为我的到来，他们成为了“逃犯”。
那是一个铁与血交织的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九十年代达到了极端，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严厉执行，对“超生”家庭进行严酷打击。对国家来说，我是“多余的人”，是违反命令的“产物”，如果中共知道了我的存在，我还在娘胎里时，就命令计生委将我强行“清除”；而对我的父母来说，我却是他们生活中的希望，是他们艰难命运中最温柔的期盼。
从母亲怀上我那天起，家中便陷入了恐惧与挣扎。母亲小心翼翼地隐藏着怀孕的肚子，每天都活在不安和噩梦中。她不敢去医院产检，不敢与邻居多话，甚至不敢在白天出门。她知道，一旦被人发现，她可能不仅会被强制引产，连全家都将陷入劫难。
她躲了起来，在我出生的那天没有哭声，没有庆贺，没有亲友团聚，只有紧闭的门窗和深夜的寂静。母亲在亲戚家的一个偏僻角落，悄悄地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她生怕我哭出声来会招来祸端。那一夜，她忍着剧痛咬着被角，把我生了下来，然后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泪水悄无声息地滴在我的额头上。她明白，从此以后，这个女婴将成为她生命里最深的牵挂，也是她必须拼死保护的秘密。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没有户口，没有名字，在政府的档案中，我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孩子。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四处躲藏，不敢回家，只能寄住在不同的亲戚家，白天躲在床底或阁楼，晚上才能透口气晒晒月光。父亲则四处奔走，寻找能容身的地方。
1995年春节，我不到1岁，父亲实在不忍母女在外受苦，冒险将我们接回老家过年。可没想到，返家的途中被邻居看见，告发到了计生办。那天晚上，天刚黑，计生办的人就带着几名村干部冲进了家门，要将我和母亲带走。父亲情急之下，与计生人员发生冲突，失手打伤了其中一人。奶奶抱着我拼命护着不放，泪流满面，声嘶力竭；母亲被几名妇联干部强行拖走，几天后被迫做了节育手术，终生留下病痛。
为了逃避更严厉的追责，我们一家被迫开始了逃亡。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户口、无亲无靠，父母带着年幼的我和哥哥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我们辗转到了广州，又去到了海南海口。
在海口，我们一家四口蜗居在一栋破败的烂尾楼中，楼里没有水电，四处透风漏雨，屋外是汹涌的台风季节，屋内是我们一家相依为命的孤岛。每当台风来临，我们就像蚂蚁搬家一样躲进又湿又冷的地下室。地下室里墙壁渗水，空气潮得令人喘不过气，可只要一家人能躲在一起，那就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堡垒。
白天，父母出去打零工，做着最脏最累的活，修下水道、刷墙、搬水泥，只为挣几个勉强糊口的钱。我和哥哥留在家中照顾彼此，我四五岁，他也不过七岁，却早已学会如何生存——洗衣、做饭、照顾我这个“不存在的妹妹”。到了夜晚，爸妈就带着我们去街头翻垃圾桶，找可以卖钱的废品。那时，我以为所有孩子的童年都该如此，以为深夜里的垃圾堆，就是人生的课堂。
哥哥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守护者。尽管生活艰难，他从不抱怨，总会在夜里轻轻拍拍我，说：“妹妹别怕，有哥在。”但命运却残酷地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少年。
2000年，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在海边玩耍。一个年幼的孩子不慎落水，哥哥毫不犹豫地跳下海救人，却因年纪太小、体力不支，最终与那孩子一同沉入海中。那一刻，我的人生陷入了永恒的黑夜。
哥哥的离开几乎摧毁了我们这个家庭。母亲日夜以泪洗面，父亲彻夜不眠。沉重的打击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父亲常常坐在楼顶抽烟，眼中写满了悔恨：“如果不是为了逃计生办，我们根本不会到这里来吃这些苦……我的儿子，也不会死啊……”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就成了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决定最终回到河南老家，希望可以重新开始。可没想到，等来的不是平静，而是另一场灾难。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屋外风雪交加。饭后不久，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门，不由分说将我父亲带走。第二天清晨，母亲悄悄将我送到奶奶家，便匆匆离开。几天后，我才在医院见到父亲，他的胳膊吊着石膏，脸色苍白憔悴，整个人像是瞬间老了十岁。母亲告诉我，警察是为追究父亲当年打伤计生办人员的“旧账”。在派出所里，父亲怒骂他们不是人，把我们这些年在外流亡的苦难倾诉出来，结果遭到了毒打，胳膊被活活打断。
他们对我母亲说：“交一万元罚款，否则人我们不放。”那一年，常年的流浪，我们连温饱都成问题，一万元几乎是天文数字。母亲四处求助，借了几乎所有能借的人，才终于把父亲从派出所“赎”了回来。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在世界上的一刻，就是“不存在的孩子”，我的整个幼儿时期从未享受过一天合法存在的权利，但我的生命是用父母的血泪和哥哥的牺牲换来的。在时代的洪流中，我只是千千万万个被碾压的小人物之一，但我永远记得，那个在黑暗中抱紧我的母亲，那些在风雨中为我遮挡一切的手，还有那个为别人而牺牲的哥哥。如果不是中共，我也不会家破人亡。”
记者：“你自己如何看待计划生育？”
朱莉：“计划生育是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而现在我终于可以站出来讲述这一切，是为了控诉中共的残暴，更是为了记住——记住那些为了一个中共统治下的“非法生命”而拼尽一切去爱的父母，记住那个在没有阳光的童年中，仍旧用温柔护我长大的哥哥，记住那些在岁月深处被埋葬的伤痛与坚强。也是唤醒我要结束中共暴政的一切。”
记者：“是什么让你来到美国？”
朱莉：“因为计划生育，小时候那些痛苦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直到现在，后来我翻墙看到8964，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西藏，以及共产党统治的真相，我知道了更多共产党的邪恶行为，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我想要尽早离开中国，2019年底—2023年初武汉病毒封城期间，中共又一次对普通百姓的控制打压迫害，让我对这个政党彻底绝望，2022年10月因为说了一些关于核酸检测数据造假的言论，我先生被中共防控工作人员殴打致脑震荡，这件事之后我下定决定离开中国。”
记者：“到了美国，觉得如何？”
朱莉：“在美国我做了很多以前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参加了很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见到过不同族裔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游行抗议，这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对居民的包容和对生命的尊重，这在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
愿以此采访，献给曾经无数像朱莉的家庭一样被制度逼入绝境的家庭——你们是中共所亏欠的人民，而人民应该站起来，结束痛苦的源头，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清算在每一个家庭的惨案。
愿，每一位过去现在未来被伤害的人与家庭可以免于如此恐惧，免于被中共政府系统性的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