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小批中国青年走过几条革命性的大字报。（图片来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毛式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教育革命——革教育的命 到了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于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教育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革第一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连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派主要干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份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八种贱民之后的臭老九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份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极端不信任、鄙视和敌视态度十分明显。 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并且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学校。 1971年8月，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于是，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上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份子。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的人对知识份子存在普遍的鄙视，加上原来就认为知识份子迂腐，因此戏称他们为“臭老九”。
斯文扫地知识越多越反动 同样是在这种蔑视和敌视知识份子的气氛下，中国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主要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对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的统计，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员和教师有14万人之多。卫生部所属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过迫害。文革10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1965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为止，全中国一共撤销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
毛泽东教育思想“混乱不堪”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革教育的命恐怕是最彻底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血雨腥风啊。1966年学生起来打老师、杀老师、打同学，主要是在教育领域。第二，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系列的思想混乱不堪，结果他是一无建树的。” 毛泽东为什么对知识份子这么仇恨呢？ 宋永毅：“第一个呢，和毛泽东当年在图书馆做小职员时受的气有关。他越是觉得你们这些留了洋的知识份子，越是仇恨。因为他的知识不高，因为他在北大受了气，造成了他对知识份子仇恨的情结。 “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搞革命出身的知识份子，他懂的就是搞革命、搞权术那套知识。所以他的定位不是在一个专业的知识份子的范畴，而是在一个流民革命家知识份子的范畴。”
重理工轻人文 记者：那他为什么又说理工科大学他又比较重视呢？ 宋永毅：理工科大学不对他的那些权术和革命理论形成挑战啊。不会对他的领导权造成挑战，而只是他的工具。而社会学、法学等等那些学科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旦人学了以后，对他的那些愚民政策当然会形成挑战了。 在大学教育中，毛泽东尤其对人文科学的教育不满。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宋永毅：“他既然觉得你这些社会科学，法学啊，那些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培养一个革命家来说，他觉得有什么用呢？他自己不过就是一个高中生吧。他就是师范学校毕业。那他成为全国的最高主宰了。他认为为什么你们还要读社会科学那么多东西呢？当然学制可以缩短。既然那些东西学了没有用，那学制当然可以缩短。
缩短学制 的确，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中，缩短学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就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可以缩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所谓的“七.二一指示”，再次显示他轻视大学文科和希望缩短学制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学生的新方法。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于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学制上，中国将小学从6年缩短成5年，中学从6年缩短成4年。大学从4年缩短成3年。
招生重出身 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 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
官为子女谋幸福 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由于“领导批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日后“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当年的重庆下乡知青、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我就找到我们厂子里一个主管教育的书记，说听说大学要招生了，要考试。我来厂子里面已经将近两年了，我说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学好了过后回来回报厂子里对我的培养。他就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去了，厂长的女儿上大学去了，还有那些厂的干部上大学去了。” 记者：你是说厂的干部的子女？ 邓鹏：对，就是。你说推荐，他们不推荐他们的子女，推荐谁呢？当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你就给人的私心开了一大道方便之门。那也难怪他们，谁不爱自己的子女？谁不想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我们这种人，这种机会是没有我们的。你背着这个家庭出身的黑锅，背负着原罪，这个罪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永远永远也赎不了的。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
邓小平走毛泽东的后门送女儿上学 官员的子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很多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这些当年还没有“解放”的高级官员的子弟。 邓榕就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72年进入江西医学院学习，是那里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复出之后，邓榕又转到北京医学院学习。 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做到。
毛泽东走后门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先后将十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学学习。他还特别阻止四人帮批走后门，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竟然对四人帮说：“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多数人也并不是普通农民的子弟。当年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说：“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公社干部或者什么干部的子女占多数啊。那个比例当时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小学学历者上大学 大学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而且规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条件，因此学生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很低。据北京市当时的一个报告说，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1972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家政说：“高中生特别少，初中生多，还有小学生。所以成绩参差不齐。” 另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说：“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是三个班，是按照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我们那个班基本上是高中生，还有一个班是中间那个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好上中学，那些人是小学毕业的，成绩是比较差的。”
如此学习 当时大学的课程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新方向，“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抛弃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专业知识学习一减再减，造成学生知识贫乏，水平较低。1973年入学的这位工农兵大学生说： “工农兵学员就应该是到工厂、农村去实习。当时也把我们弄到下边去支农，然后又到工厂里边当工人。总之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学习呢，也不考试，然后“批林批孔”，然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呢，也随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写批判稿的时间很多。反正没有学多少东西。”
交白卷成了英雄
说到学习不考试，不能不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张铁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女工农兵大学生：“全部到县里边去考，还是推荐以后。推荐的是5个人还是4个人里边上一个。” 当时的文化考查非常简单，而且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但是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张铁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考试之后，张铁生还四处找关系“走后门”。 但是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他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责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成为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领导人物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 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泽东的关心和赞赏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别青睐。文革中曾经以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决裂》，用来配合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革命。
毛泽东以特例否定规律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你不能按照一个突出的天才反过头来要求改造整个培养人才的制度。毛泽东是以个别出现的天才，或者我们说的‘怪才’反过头来要求按照他们这些奇怪的人，天才来改造整个教育制度，这个是不可能的......他举出的是百分之99点99以外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普遍性。他把整个制度给搞乱了。你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不是哈佛(大学)都没有毕业吗？我们是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成功而把哈佛(大学)给废了呢？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哈佛(大学)辍学了，他成功了，就认为哈佛(大学)不要读了。所以他是要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来改造普遍的东西，那个是荒谬的。”
国失人才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份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份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份子。......
12届考生同赴考场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在文革以后的1980年11月，曾经闻名全国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顾自己“辉煌的过去”，“隐名埋姓”，把校名改成了江西农业大学。 毛泽东这场荒诞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无声无息地告终了。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