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于5月下旬在多伦多六四论坛上讲述六四真相（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5年5月29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接上）“我是一个军人，如果我不说，可能没有人会知道真相。”刘建国，1989年六四事件中唯一抗命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兼警卫，亲历了徐勤先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历史时刻。刘建国因一份作战计划丢失而遭长期打压，2017年10月带家人流亡美国。六四事件影响了刘建国的人生轨迹，他表示，六四屠城造成大量伤亡，但中共至今不承认屠杀。六四36周年前夕，刘建国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纪念活动。他从军人的角度披露了更多有关六四的内幕。本文将上下两部分详细纪录他口述的这段被埋藏了36年的历史。（刘的原话稍做编辑，便于理解）
六四屠城中唯一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视频截图）
据刘建国回忆，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反对武力镇压，于5月17日在北京军区会议上表示：“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他随后返回医院，称“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徐勤先因此被软禁，最终被捕、开除党籍并在秦城监狱服刑。刘建国透露，尽管徐勤先抗命，38军最终仍参与镇压，七名军首长带领“棒子队”进军天安门，向中央表态。执行命令的军官后获升职，而徐勤先受到迫害。
三、谁开的第一枪？六四后的反思与历史责任
刘建国回顾了六四事件后的军队内部氛围、高层推卸责任的现象，以及他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个人遭遇。这段叙述充满了对事件后果的深刻反思，展现了军人与民众的心理创伤，以及他对制度和人性的复杂思考。
谁开的第一枪？
1989年5月20日，北京颁布戒严令后，军队开始向市中心进发。作为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拥有一辆挂着坦克六师牌照的军用摩托车，车牌号“P71”。“当时老百姓有个口号，‘打倒P71，消灭V04’，说的就是我们38军和另一支部队。”他回忆道，当晚他因私事驾车返回北京，却意外卷入混乱。“我开着车，从南苑机场附近往回走，到了木樨地桥，路被路障和人群堵死了。好多学生、市民，拿着红旗围着。我的汗刷刷往下掉，心想这车要是被砸了，我怎么交代？”
刘建国试图逆行绕道，但仍被人群围住。“他们问我干什么的，我学着北京口音说‘回家’，趁他们没防备，一踩油门就跑了。”他描述，当晚的气氛异常紧张，军车与群众的对峙随时可能升级。“到了大红门附近，我把车牌卸了，翻过来藏着，怕被认出是军车。”最终，他连夜将车开回河北大兴，避开了危险。
然而，当晚的冲突最终演变成血腥屠杀。刘建国回忆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有个团长跟我说，他们车队经过长安街时，群众从树上扔下大石头，砸中了一辆轿车，差点把人砸死。车里的卫兵急了，掏出冲锋枪就开火了。”他强调，没有人明确下达开枪命令，但上级的指示是“采取一切措施”推进。“这句话很暧昧，包含了开枪的可能性，但没人敢明说。”
他还提到6月3日晚军人挺进时民众大量的扔石头、砖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军人头盔上，真是让人心惊肉跳。群众抢夺军车和武器的现象：“好多枪都被人抢走了吗，从顶上达达达，拿枪突突突突突。”他描述了军队的报复性开火：“你那边咚咚咚咚，我这就扫射，没有人管了，等于就已经是凭着他自己的想法了，那家伙嘟嘟嘟。”
他还提到，63军的一名机枪手在混乱中“打疯了”，对着公交车扫射，导致车辆烧毁。“老百姓拿砖头、石头砸军车，甚至抢了枪。说实话，真的打死谁，我觉得都没办法，就像那天我跑在半路上，我冒着生命危险，你说我怎么办，我那么年轻，我好像也没那个觉悟，好像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干脆你们打，我不反抗，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吐露了他在生死关头的真实心理。
刘建国坦言，没有人知道谁开了第一枪，“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这些东西没被挖掘出来，很多人都不愿意说。”他回忆起在医院太平间看到的惨状：“我拿着相机，进去一看，尸体堆在那儿，一个个躺着，像面条似的软塌塌的，有的盖着白布，有的没盖。”
军队内部的心理创伤与沉默
刘建国提到六四事件后38集团军内部的困惑和沉默：“包括我们军的团以上的干部，不知道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都是那种心理。”他回忆了一场会议，某高级军官问谁开了第一枪：“到那他往这一坐，啪一拍桌子，昨天谁开的第一枪？谁开的第一枪？下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吓得鸦雀无声了。”
一位军官一声“开的好！”缓解了紧张气氛：“停顿一下他来个大闪进，开的好我的天呐，觉得这口气算他妈的顺过来。”但刘建国认为，这种回应只是表面缓解，无法掩盖军队内部的心理阴影：“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去触及，包括死掉那些领导人啊。”他提到军队内部的讨论被压制：“你想说啥也没用，上面不让你说，你说了也没人听。”
他还提到了一个细节：“我们军里头有个老兵，后来喝酒的时候跟我说，那天晚上他开枪了，回去以后睡不着觉，梦里全是那些场面。”
高层推卸责任
刘建国对高层领导的责任推卸有深刻批判：“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杨尚坤、李鹏，他们谁也不愿意承担（屠杀）责任，他们家人也不愿意。”他提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对事件汇报的不满：“追到杨尚昆家就说，你们怎么光汇报，传达我爸爸说了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说你们怎么汇报的。”
他认为高层通过模糊命令规避责任：“只是说叫你采取一切措施，就是往里进，那就是说一切啊，是吧，其实这一切措施中就包含了你可以开枪，但是不会说出来。”他批评这种做法是“耍政治流氓”：“逼迫你部队往里头挺进，和群众进行对撞，摩擦完了就逼迫你去开枪，你们干了就干了呗，反正我们又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有个领导后来跟我说，他们开会的时候，上面就说，‘你们看着办，反正不能让局面失控’，这话听着简单，底下人可就难办了。”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刘建国反复强调一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是他对六四事件的总结，也是他对戒严部队总指挥周衣波的深刻批判。“周衣波是北京军区副司令，长得挺帅，但他是个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性格很怪。”刘建国说，周一波的变态性格和行为直接影响了戒严部队的行动，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周衣波的故事，显示其情绪化和不负责任的特质。1986年，38军在内蒙古朱日和进行军事演习，周衣波作为前线总指挥，负责视察。“他到我们军，讲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说要改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军长李季军是中央委员，地位比他高，但也得陪着他转。最后他问，‘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话一出，所有人都得复述他的指示，但谁能复述得下来？他讲的根本没逻辑！”当时李季军以一句“首长在教导我们”化解了尴尬，让周衣波虚荣心的到满足，满意地离开。
刘建国认为，周衣波的性格缺陷是缺乏责任感、情绪化且容易受挫，这让他在关键时刻无法有效控制局势。“如果有好人，结果可能不一样。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去节制流血？”他感慨道。
戒严部队总指挥的性格形成
刘建国认为其在军中的经历塑造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在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时，上面有个老革命叫朱XX，脾气特别大。”刘建国回忆，有一次周衣波进朱的办公室忘了敲门，被对方大声呵斥：“滚出去！”这件事让周衣波颜面尽失，从此养成了小心翼翼、低三下四的性格。“他受虐惯了，当他有权力时，对下属就不会友善。”
刘建国还提到了一件趣事，凸显了周衣波的怪癖。演习期间，周一波因眼睛不适要求点眼药水，但对医生发脾气，抱怨医生“戴眼镜看不了眼睛”。管理处长黄局长机智地安排两名护士同时服务，以避免任何“意外”。“黄局长说，派一个女兵怕出事，派两个他就不敢乱来了。这就是他的精明。”刘建国笑道。他还讲到，周衣波在演习期间因无聊而闹脾气，甚至对医生发火，称“这帮人让我死呢”。“他就是闲的，没事找事。”
这些细节揭示了周一波作为戒严部队总指挥的致命缺陷。“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六四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人在关键位置上。”刘建国说。
历史真相的追寻与个人遭遇
刘建国强调挖掘六四真相的必要性：“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因为现在太少了，没有那么多人。”他提到许多知情者已去世或沉默：“一些军人因六四事件提干了，但他也不说。那些高级将领像秦基伟、我们老军长李季军、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包括我们军长（徐勤先）现在也不在了，好多东西就是孤证。”
他回忆了自己在事件后的遭遇：“就是迫害我的过程中，我不是一直迫害，就是一段有个什么运动，比如说胡锦涛搞那个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我又受牵连了，又开始搞我一家伙。”他提到因党费问题被针对：“中共中央发的就是党费什么的，可能交的不足，怎么着发一个绝密文件，当家又下来又搞我，说我欠他们党费。”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治打压：“我那时候就想，我一个司机，哪有那么大事啊，至于这么整我吗？”
尽管如此，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很多人都是很帮我，你就知道，就是现在的北京就是政府也好，包括老百姓对六四的一种感情，都是很美好的那种怀念。”他提到最终移民美国并获得医疗支持：“维尔喀纳尔医院每一个月给我体检一次，完了你需要什么药，他们都给提供，好像我取药的时候交10块钱就可以了。”
对制度与人性的深刻反思
被中共认为是六四背后“黑手”的民运领袖王军涛分析，“在一个大的历史巨变中，由于有一个变态（人物）在（主要）位置上，我们国家遭遇这样一场大的挫折。共产党怎么把这种变态搞上去的，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
他提到戒严总指挥周一冰的性格问题：“周一冰那个人啊，平时就爱摆架子，觉得自己了不起，完了他那性格，根本不适合干大事。”他认为制度让不适合的人处于关键位置是悲剧的根源：“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他还反思了军队的角色：“我们当兵的，本来是保家卫国的，完了那天晚上弄得跟打仗似的，对着老百姓，谁心里好受啊。”他提到一个细节：“我后来跟一个老战友聊天，他说那天晚上他开枪了，回去以后好几年都不敢跟人提这事，怕被人骂。”
四、背景与军旅生涯——从普通士兵到徐勤先的司机（1980年代初至1989年5月前）
刘建国还分享了自己担任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专车司机时对军队内部文化、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六四事件前北京社会氛围的深刻观察。
军旅生涯的开端与司机经历
刘建国提到自己是志愿兵出身，服役期间几乎全年无休，专门为高级将领服务。“我每年是有假的，但是我也没办法休假。”他特别强调为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开车的经历：“我给他当司机的时候，几乎是全年无休。”
他回忆了自己年轻时（25岁）的职业自豪感：“我当司机的时候就是干部，四个口袋，我走到哪儿，坐火车都让别人都瞪我几眼，怎么年纪轻轻他就是干部了啊。”他在军队中因职务获得特殊地位，“四个口袋”指的是军官制服，与普通士兵的两个口袋不同，是身份的象征。
他还提到与徐勤先的互动，显示出军长对他的信任和亲近程度：“我说怎么不给我发枪，他说等我这6万人的指挥官，等需要你掏枪的时候，我这个军长还怎么当啊。”
军队内部文化与人际关系
刘建国详细描述了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你比如说一个总参，军区管理局局长，他是师职，他也不到副司令那去。”这句话表明军队内部的职级界限分明，即使是高级军官，也不会随意越级拜访更高层领导。
他还提到了一些细节，例如与其他军官的互动：“我再给他当司机的时候，他说小伙子，你得好好干啊，部队里头啊，你得明白一个事，这是一个部队啊，你得按这个部队的规矩来。”
刘建国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关于军队内部的车辆管理：“我那车是军长的专车，车牌号都是特号的，完了我出去的时候，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军长的车。”
六四前北京的社会氛围与民众情绪
刘建国对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社会氛围有深刻观察。他提到当时社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经济双轨制导致不公和腐败问题上：“反腐，反官倒，那时候是因为两条线，经济上是两条线，有手里有批文，你家有什么官，在物资局的，你能拿到那个文件立马就挣钱。”
他描述了普通百姓对公平的渴望：“老百姓也都是追求着一种公平公正，都希望社会呢能进入一个良好的一种运行状态。”他提到民众的自发行动：“那个老太太，你说他也没什么文化呀，都上来去围那个军车，那个带着水带的东西，就跟那个当兵的说，你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你妈妈怎么着你这块怎么着的。”这段话生动描绘了普通市民，尤其是年长女性，试图以道德劝说阻止军车前进的情景，反映了民众对军队行动的抗拒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他还提到了一个具体场景：“我有一次开车出去，路过那个天安门附近，好多人啊，学生啊，市民啊，都在那喊口号，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反腐败啊，要民主啊什么的。”
挖掘真实历史
刘建国多次强调挖掘历史真相的重要性：“要真实，要挖掘到真实的历史的一些东西，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他对一些关于六四的错误记载提出质疑，例如关于106坦克的描述：“那个坦克师啊在天津的蓟县，跟北京的平谷，斋子北京的平谷是在北京的东边，六部口呢是在长安街中轴线的西边，当时北京啊，寸步难行啊，那个部队不可能去兜弯子，从另一边往里头开进。”
他认为这种错误的细节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你比如说那个坦克啊，它跑的那个速度啊，跑那么快干嘛去啊，真的跑那么快，早就翻车了。”他提到自己曾与其他老兵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几个老战友有时候聊天，就说这个事啊，你得把那个细节搞清楚，不然的话，后人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个人生活的点滴
刘建国还分享了1989年六四前夕自己的个人生活：“我那个时候未婚妻在北京，她原先是我们军的一个战友，就留在北京了。”他提到自己因为司机职务繁忙，几乎无暇顾及个人生活：“我那时候忙得要命，哪有时间谈恋爱啊，就是偶尔见一面，吃个饭什么的。”他透露，徐勤先因抗命被吊职，他也获得了一段空闲时光，六四以后赶紧跟未婚妻把结婚证办了。
